特区经济
2003年第11期
（编读论坛）
CEPA解读——中国实质性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始
□ 华晓红
一、CEPA的性质与意义
世界上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区域经济合作协议都是以追求综合目标为目的的，其中包括经济、政治乃至区域安全，因为事实上这些因素是不可分的。要评价CEPA的作用，首先要搞清CEPA的性质和意义。
1.CEPA是国际经济协议，受国际经济法制约
内地与香港虽然同属一个国家，但却是两个单独的关税区，是WTO中平等的独立成员。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是两个单独关税区之间，两个WTO独立成员间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是属于国际经济协议性质，而不是如某些人认为的“一个国家内不同行政区之间”签署的协议，它的法律依据来自于国际经济法，而不是来自于“一国两制”国内法。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和单独关税区，WTO规则对此有明确规定（WTO协定第12条），其成员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单独关税区，所以才会出现“一国四席”的情况。CEPA来自国际经济法，受国际经济法制约。因而CEPA是在严格遵守WTO规则和我国加入世贸承诺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在考虑协议签署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还必须充分考虑第三方的权利。CEPA只能在不违背国际经济规则的前提下，设计双方利益最大化。
2.CEPA具有自由贸易协议性质，是中国内地与香港第一个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
根据CEPA的内容，CEPA带有明显的自由贸易区特征。目前世界上的区域经济合作多采取自由贸易区形式，最典型的例子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自由贸易区本身具有不同的内容，要视参加方的意愿而定，但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这就是在贸易区内，各参加方要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对区外实行各自的贸易壁垒。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我们看到，CEPA的主要内容是：两地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其涉及内容之多，范围之广，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由贸易区的要求。CEPA是中国内地与香港实现全面区域经济合作的政府间制度安排，与过去两地经济合作有本质的区别。
3.CEPA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决策，是实施区域战略的第一步
我们不能否认，"一个国家"是CEPA得以在短时间内顺利签署的重要基础。但是，"一个国家"在这里所代表的只是共同利益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正是因为同属一个国家，内地和香港有着不同于一般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特殊政治、经济关系，两地之间的经济合作协议不能简单的以经济利益来衡量。可以这样认为，CEPA实际上是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质性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步，其追求的利益是长远的，造成的影响也将是广泛而深刻的。
第一，香港在内地政治、经济改革与发展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作用不仅表现在以往，也表现在未来。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对整个中国的发展前途有重要意义。香港是东亚地区重要的国际经济中心，尽管其地位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有所变化，但是香港的综合经济功能目前还没有一个内地大都市可以比拟。香港的繁荣稳定绝不仅仅是香港自身的问题。迄今，香港是内地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来源地，也是内地海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地，香港的问题除影响香港自身外，首先影响的就是中国内地，尤其是南中国地区。
第二，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中国内地与港澳台的区域合作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也是这个地区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步骤。港澳台地区是中国内地对外经济联系最紧密的地区，地区间产业分工最为密切，息息相关，以经济合作的紧密度和成熟度来看，中国内地的区域合作伙伴应首先选择港澳台，而不是东盟和日韩。以区域竞争战略来判断，中国内地更应该首先联合港澳台，以南中国海地区的强大国际竞争优势，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但是迄今没有出现这种局面，一是中国在加入WTO，参与多边国际经济体制之前，尚不具备形成明确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条件，因而难以实行主动具体的区域经济合作决策；二是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存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影响了决策的自主性和及时性。CEPA率先走出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关键的第一步，也是突破性的第一步，CEPA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权宜性的，尽管它的决策过程显得有些仓促。继内地与香港的CEPA之后，内地与澳门的CEPA也会很快实现，两岸间的经贸关系将受到更大影响，当最终四地出现某种形式的CEPA后，东北亚和东南亚以至世界都将受到影响。仅以目前的经济利益来衡量CEPA是肤浅的和缺乏远见的。
确定CEPA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CEPA的意义，而且有助于了解CEPA之后的影响和趋势。CEPA不是简单的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尽管它表现如此），而是带有明显特征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CEPA不是如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救香港，压台湾，而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中国实现区域经济安全和区域竞争战略的实质性步骤，是国际竞争所迫，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势所趋。因而CEPA的影响是长远而广泛的，将不同程度地涉及国际经济参与各方。这也是CEPA引起国际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CEPA的作用与影响
作为双边经济合作协议，CEPA的基础是内地和香港的互惠互利。但是两个参加方的不同经济特质，又决定了CEPA所产生的效益不是对等作用于各方的。CEPA的突出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CEPA以制度保障推动两地全面经济合作，进一步发挥"一国两制"优势
长期以来以市场为主要推动力的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遇到了如何深化和提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专家学者讨论较多的是如何理解和实施"一国两制"。济南大学封小云教授认为，"一国两制"虽然保证了港澳经济的独立性，但也由此决定了区域整合的有限性。甚至决定了香港城市中心对经济腹地辐射不能完全遵循经济规律，影响了区域整合的效率。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突出强?quot;两制"是必
要的，是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形势发生很大改变，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及其与内地的经贸关系也应随之发生变化，做出调整。香港的国际经济中心地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越来越多的注入了"中国内地"概念，并因此得到特殊的难以替代的国际竞争实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形势和中国内地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发生重大改变，主要国际投资者为此做出战略调整，中国内地成为其主要战略经营地区之一。中国内地在香港经济发展中已不再?quot;概念"或"因素"，而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香港国际经济中心地位的意义越来越多地来自其与中国内地的密切关系。形势的变化要求"一国两制"的重心应该相应有所调整，应该敢于和善于运用"一国"的便利，全面运筹两地经济合作，提升区域竞争优势。CEPA正是顺应形势，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而采取的有效措施。CEPA以其国际经贸协议的性质，保证了"两制"原则，又充分利用"一国"条件，设计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深化两地全面经济合作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两地合作的瓶颈。CEPA将成为范例，?quot;一国两制"成为中国四地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理念。CEPA所创造的条件，将使香港与内地以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方式加速融合。
2.CEPA给了香港服务业一个先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造成的争论和震动主要来自中国市场对外开放速度和力度。最后的加入世贸文件给了中国一个大约5年左右的过渡期，尽管反映不同，但各行各业已开始面对事实，进行实质性的应对准备。与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港搞自由贸易协议，无疑是要对香港进一步缩短WTO允许中国的过渡期，要中国内地市场首先对香港加大开放广度与力度。
CEPA的重点在服务贸易，主要是关于香港服务业对内地市场的准入，包括17个领域，涉及"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的规定。17个领域基本涵盖香港主要服务行业。CEPA给了香港服务业一个竞争先机。
第一，CEPA给予香港服务业大部分独资权利（10个），而无须依助内地企业，使得香港企业提前进入内地市场，更大限度地保证香港企业的利益。例如分销服务，中国加入世贸承诺，一般商品3年内取消地域、数量、股比限制，特殊商品5年内取消，而根据CEPA，香港企业无论是佣金代理服务和批发服务、零售服务、还是特许经营，都可以独资经营，并降低了市场准入条件，这就给香港企业至少赢得1～3年的先机，以比其他海外企业优越的条件抢先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目前中国内地的分销市场已进入群雄争霸时代，香港企业凭借自己的实力和CEPA给予的优惠，等到内地过渡期结束之时，应该已经占有并巩固一定市场的份额。
第二，CEPA扩大香港服务业在内地的经营范围和降低市场准入条件（4个）。例如设立外贸公司的注册资本降至2000万元人民币；香港银行和财务公司在内地设立分行的资产规模降至60亿美元；再如，允许香港企业控股经营电影院。这对相对规模较小的港资企业是有很大帮助的，减少了他们与国际大企业在内地竞争的不平等机遇。
3.CEPA重新锻造"香港制造"
CEPA要求内地给予香港进口金额较大的273个税目的产品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关税配额。由于香港是自由港，基本没有关税，显然在货物贸易方面，内地做了单方面给予。但是因为香港制造业基本外移，香港当地产品对内地出口有限，2001年约63亿美元，2002年仅为53亿美元。只要严格实行原产地规则，这部分负担对内地尚可以承受。2002年，港产对内地出口主要是服装及衣服配件（37%），电动机械、器具及用具（11%），纺织纱、织物、制成品（8%），杂项制品（6%），初级形状塑胶（5%），办公机器及自动资料处理机（4%），摄影器具、设备及用品及光学货品（3%），纸、纸板及纸浆、纸或纸板制品（3%），电流（2%），电讯及声音收录及重播器具及设备（2%）。从出口商品结构看，用于直接消费的制成品为主，用于生产的原料品或中间品为辅。CEPA对港产出口的零关税优惠，对大量在内地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港资企业并没有突出的利益，但是有可能推动香港本地制造业的发展，扩大就业，重塑"香港制造"。因为对服务业来说，过渡期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那么优惠条件很快就会失去。而零关税优势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零关税将提高港产品对内地出口的竞争力，从而改善香港制造业的发展环境。
4.CEPA使台商处于竞争劣势
同为中国人，台商一直与港商享有同等优惠待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享有更优惠待遇。在法律规定上，有专门的《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在实际操作上，还有诸多优惠政策。台湾与香港同为内地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具有明显的竞争态势。CEPA的签订，使得台商与港商的平等竞争局面被打破，本来因为不能直接三通而欲得不能的大好商机更是眼睁睁被香港抢去。中国加入世贸后的实际情况显示，台商是最大利益获得者，但是CEPA的签订可能改变这种局面。更重要的是，在已经失去的机会面前，台湾还将失去更多的在内地的发展机会，以及参与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机会。从产业结构、产业分工层次和经贸联系紧密度看，台湾与祖国大陆实行某种双边经济合作制度安排有迫切需求和充分条件，对双方都将带来较大利益。祖国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2002年，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占当年台湾总出口的28%。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产品以中间品和资本品为主，而且明显表现为投资带动型。因此，两岸间的贸易优惠（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对两岸间的贸易和投资影响重大。CEPA对港产品的零关税待遇，可能会使港产品部分替代台湾产品（例如部分服装、纺织品，塑胶制品，纸制品等），不仅影响台商的贸易条件，而且可能产生理论上的"贸易转移效应"，使非成员的高效率生产转移给成员的低效率生产，从低成本的非成员进口转为从高成本的成员进口，从而降低总体福利；另一方面，由于两岸非正常的经贸关系，占台湾经济60%的服务业不能顺畅进入祖国大陆，已经失去很多市场机会，CEPA给予香港服务业的优惠，对台湾服务业在客观上造成进一步挤压，竞争条件更加恶化。
CEPA的签订，有可能引发台企转移香港，或更多地利用香港，这对香港固然是一个机会，但是对台湾不能不说是损失。在中国内地已经开始的实质性区域经济合作步骤面前，台湾应该尽快思考如何调整对祖国大陆的经贸政策。
三、CEPA产生的问题
CEPA作为两地经济合作的制度安排，在产生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局部利益与总体利益的协调
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区域经济合作可能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贸易创造效益，提高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和非成员的总体福利，另一方面是贸易转移效益，降低成员和非成员的总体福利。实际上我们一直在争论香港与内地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贸关系，也就是从经济角度探讨"一国两?quot;原则运用的侧重点时，也是在进行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孰重孰轻的争论。因为，所谓维护"香港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就是在判断香港向国际开放和与内地结盟的比较利益。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使得两地最终选择了经济结盟之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对CEPA的效果做更深入的量化分析，所以我们对CEPA的范围、程度以及实施规则，还是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以防止局部利益对总体利益的损害。
2.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CEPA是两个贸易政策和市场开放度差距较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因此，如何平衡双方的权益，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就成了CEPA顺利执行的关键之一。目前CEPA有了基本原则，正在制定具体细则，细则的科学与缜密是很重要的，否则市场秩序出现混乱，就会牺牲我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和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香港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高度开放的自由港，两地之间的关税优惠对转口贸易也会产生很大诱惑力，而香港转出口贸易的40%是对内地的（2002年约733亿美元），加之港商在内地流通领域所获得的权利，内地海关对港产贸易的监管将有一定难度。除此之外，对香港企业的资格认定也是一件重要而有一定难度的工作，而且可能在未来出现比较复杂的局面，弄不好内地会承受市场过早开放的负担，失去加入世贸艰难谈判所到手的利益，同时还有可能破坏服务市场竞争秩序。
3.避免过度竞争
以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CEPA，在给香港服务企业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将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在香港制造业大量转移内地后，是否会再出现服务业大量转移内地，造成新的产业空洞，继蓝领失业后再出现白领失业。从目前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差距以及内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分析，这个危机不会马上出现，但是却不能不有所顾虑。第二，香港企业提前进入内地服务业市场，可能给那些尚未准备好的内地企业带来压力，事实上，内地一些地方和企业已经开始准备抵制香港企业的进入。
4.地区竞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对与香港联系密切的某些内地地区来说，在获得更多更便利的与香港合作的机会的同时，也将遭遇来自香港和其他地区竞争的挑战。以广东为例，粤港经贸关系是广东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行的梯度政策，使得广东抓住港澳和内地两头优势，得以迅速发展。迄今广东设计的诸多发展计划，仍然立足于如何保持和扩大对港澳和内地的独占权利和优势。但是CEPA的签订，打破了这个传统格局，香港直接拿到整个内地的通行证，广东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相对下降。珠三角与长三角的产业分工和地区竞争将进入新的时期。这种情况同样会发生在一些企业身上。CEPA所追求的两地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使得地区合作中的权力因素（政策因素）下降，客观经济因素上升。地区和企业应该适时调整发展策略。
作者单位：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特区经济
2003年第９期
（编读论坛）
保护进城务工农民权益事关大局
□ 王 珏
中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和农民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人居住在农村。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还没有完全被打破，农民和市民的根本差别尚未消除，农业还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这不仅制约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影响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民进城务工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子问题，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不能“叶公好龙”，一方面大谈特谈“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连农民进城务工都不能容忍；不能“盲人摸象”
，就事论事，不着要领；也不能“隔靴搔痒”，雷声大，雨点小，于事无益。要切切实实从新的高度重视和解决这一问题。归根到底要以人为本，以农民为本。
一、农民进城务工有利于推动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二元结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城市发展长期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的思路，等等，这些因素稳定和强化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也造成了农村长期落后，农民长期贫困。不仅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些推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无法形成；而且城市化进程也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目前只有30%多，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和世界5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强烈冲击着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尽管户籍制度与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迟缓。但是人民公社早已解体，农产品流通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家庭承包制取代了农村的大、小集体经济，使得农村潜伏的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凸现出来，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大潮如同改革开放的大势一样，汹涌而起，势不可挡。上世纪90年代以来，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遍及全国。专家预测，未来5～10年我国进城务工农民数量将以每年500万的速度增长，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民工潮涌动不止，虽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正面作用始终是它的主导方面，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伴随农民进城务工兴起和壮大的民工经济，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城镇化的重要因素。人们把民工经济比喻为“一座不冒烟的大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校；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13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平均每年转移591万人，目前中国在县城以上城市就业的民工大约有7800多万人。进城务工也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来源，统计资料显示，有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农业大省安徽，2001年农村劳动力输出人数为700多万人，务工总收入近300亿元，务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在宁夏、贵州和甘肃3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所占的比例均已超过30%，其中贵州省已有22个县的劳务收入超过本县当年的财政收入。“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民工经济一头连着农村经济，一头连着城市经济，不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外出务工具有的“劳动力和资金双向流动”的特点，也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批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创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成为转移中国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人口的重要途径，对城市化的进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纵观各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城市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吸纳农村人口也是城市化的重要一环，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各种功能的完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乡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等，都需要劳动力的补充和更新。再者，中国农村八九亿的人口守着现有的一点农地资源是很难富裕的。大多数的农民富裕不起来，城市的发展会困难重重，国家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乃至实现基本现代化，就根本没有希望。所以，只有把当前的城镇化问题和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面临的矛盾和困难结合起来，把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把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乡村的发展统筹考虑；才能使农村和小城市、大城市有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形成城乡相对平衡的发展格局，相对均衡统一的就业市场。
从经济全球的视野来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外已经普遍认为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央也把我国定位成“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国”。从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看，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无疑是我国保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优势的深厚源泉在于农村数以亿计的过剩劳动力，这一源泉使我们在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条件下，可以长期维持劳动力的较低价格。这也是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然而，目前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还需要不断提高素质、加快开发、需要走出封闭状态迅速适应市场经济的选择，需要融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提升，应当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不仅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而且是提升劳动力素质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优势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业的转换与升级、人口的迁徙与流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必然要发生；城乡经济一体化、全国经济一体化、国内市场一体化，迟早要实现。城乡之间只有互相融通，消除阻隔，才能共同繁荣。
二、数量庞大的进城民工目前还是处于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
从目前状况看，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客观上也给城市就业造成压力，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劳动力供求矛盾尤为突出，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由于政府最低工资和社会舆论的限制和约束，用工单位不能过分压低工资，往往通过侵害农民工其它权益、加班加点、“炒鱿鱼”等形式变相压低劳动力价格。民工供给相对过剩和易替代性使他们与雇主的谈判筹码大大降低。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能找到一个饭碗就已经不错，合法权益受到一些侵害，往往忍气
吞声，逆来顺受。
农民工虽然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但又是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从职业上看，由于体制、政策和自身条件等多方面限制，农民进城后大多集中在城市传统经济部门，集中在劳动强度大和密集型的企业，集中在所谓“3D”(险、脏、难)行业和工种上。从社会关系看，他们很少与当地人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聚居在城郊结合的区域，形成了诸如“浙江村”、“河南村”等外来人口聚集地。农民工与市民工作和生活在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没有融入城市，离开了农村，但仍与农村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民所谓
的“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城市“边缘人”。农民工的边缘地位不仅增加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困难，而且管理的缺位又伴随着保护的缺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他们工资被拖欠、克扣甚至赖掉的现象时有发生，环境恶劣、超时、超强度劳动随处可见，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普遍缺失。农民工的社会权益得不到尊重，不得不忍受普遍的社会偏见和歧视不说，最让他们忧虑的是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从对农民工管理和保护方面来看，客观地说，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对劳动者权 益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一些城市政府和管理部门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过程中，却存在着政策性和观念性歧视的倾向。一些城市在对农民工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接纳贡献”与“限制参与”的双重管理取向。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比较普遍。如劳动部前些年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用人单位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所作的严格限制。如各地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推行的“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用行业和工种分类的办法对外地劳动力所作的限制。此外，各地普遍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农民工也没有明确身份归属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正式组织依托。对民工的歧视意识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把民工视为“下等人”的偏见具有广泛社会基础。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作是“盲流”。一到清理卫生和整顿秩序的节骨眼上，民工聚居区总是重点清理对象。一些地方政府还推行“腾笼换鸟”的用工政策，把民工撵走，腾出位置安排城里人就业。面对民工的收费五花八门，除了收暂住证、城市增容、卫生管理等七、八项费用，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可以收费、罚款或收容。
从农民工自身来看，素质有待提高。尽管农民工大都是年青力壮，但文化程度都很低，以现有流动人口总规模超过3000万人的广东省为例，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月收入仅有800元左右。就拿法律知识来说，可以说是十分缺乏。有人对753名农民工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对与其劳动权益十分密切的《劳动法》，只有10.2%的人表示“比较了解”，54.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34.5%的人却“不知道是咋回事”或者“听都没有听说过”。对与自身政治权益密切相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了解程度更低。法律知
识的缺乏显然是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和难以自我保护的重要原因。
另外，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也很低。他们一般很少加入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据调查，目前作为产业工人主体之一的民工，绝大多数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很少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集体企业职工也很少，新产生的产业工人阶层基本上由民工构成，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1000个工人的随机调查中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党员。同样，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己任的工会组织对农民工的吸纳程度也较低，一些以农民工为用工主体企业根本就不建立工会组织。正式组织的缺失，使农民工缺
乏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集体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总之，一个铁的事实是，农民工已经进城，谁也没有理由和能力阻止这种趋势，你不理解、不愿意、出乎意料，这都于事无补。我们要正视和研究的问题是，他们进城后，平等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正当的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农民工自身，也关系到我们改革发展的大局，必须高度重视。
三、保护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的治本和治标措施
1.人权、财产权、政治权利是前提和基础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就已经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农民无论作为普遍公民，还是作为财富的创造者，他们都理应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城市和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不仅不利于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也会加深农民工与城市和市民之间的“鸿沟”，从而引发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
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社会权利，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给农民作为“人”的终极关怀，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保障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的前提条件。这不能仅仅
诉诸于道义，需要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权利的基础是财产权利。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农民为国家奠定工业化基础，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为改革开放承担了大量的成本。但是，农民却被排斥了对国有财产的实际占有和支配权利，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这种在财产关系上的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我建议，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中，应当把农民也纳入考
虑范围。进城务工农民接受一点社会保障，得到一点股权和利润补偿，享受一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设施，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由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步较晚，农村与城市相比民主化的程度更低。农民基本上是民主政治的被动接受者。由于信息传递不畅和失真，农民的意愿也很难及时反映到上层决策机构中。农民也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工人有工会，学生有学联，企业有工商联，唯独农民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也弱化了。进城务
工农民民主政治方面的权益，更是“被遗忘的角落”。这方面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两不管”，我的看法是，进城务工农民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应当纳入城市民主政治建设的体系中，并结合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和保障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
2.政府、公职部门和公务人员首先要转变观念，负起责任
进城务工农民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对于他们的权利保护，各级政府和公职部门应当首先转变观念，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行政执法与社会管理中，应当采取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政策，对进城务工农民与本地居民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护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平等；在市场准入，尤其是劳务市场准入方面提供更为平等的机会；在使用公共物品方面，应当给以与主流社会同样的权利。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农民工的本地化。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愿意向城市移民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成为城市社会固定成员。
政府的政策制定应以效率为标准，消除城市中心主义，消除人为藩篱，坚持城乡统筹的就业发展方向。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开展经济活动，无疑增加了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和就业压力，但是，只要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经济得到发展，一块更大的“蛋糕”将让城市居民和外来民工双双受惠。
3.现行的户籍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现行的刚性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法律规定的很多权利，从政治权利，到财产权、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社会福利保障权等，在实践中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与户籍制度挂上了钩。户籍管理制度现在虽然有所松动，但是，挡在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这条界线、这个鸿沟、这堵高墙，依然威力巨大。户籍制度不仅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和户籍制度密切相关。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最大的一块“残留物”，需要彻底改革了，应按照小、中、大城市的顺序逐步放开户口限制，抓住城市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契机，迅速建立起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给所有公民以迁徙流动的自由。这样才能消除城市人和进城农民在身份上的根本差别。
4.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
现行的有些劳动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劳动法》有些内容属于原则性的规定，给一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需要尽快制定诸如有关民工工资支付的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制定针对不同行业的规范全面的用工合同，等等，作为处理劳务纠纷，保护民工利益的依据。
同时，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秩序治理，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克扣、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等行为，严厉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用人单位。从工资兑现、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方面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坚决杜绝管理者对农民工滥施权利，杜绝对农民工无辜罚款、随意遣返等事件和情况的发生。要规范城市对农民工的管理制度和收费制度，切实改变农民工外出务工环境。也要加强对农村务工经济人和包工头的管理，使整个农村用工市场走上法制化、有序化的轨道。还要探索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政策倾斜性的法律援助等，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5.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适时到位的服务
政府和社会各界要主动为外来务工人员排忧解难，要建立住宿、工作、入学等配套服务机构，帮助农民工拓展经营领域、介绍职业、尽力解决他们在居住、生活、子女入托、上学等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为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保障，使他们对城市产生归属感。
针对目前职业介绍机构少，信息不畅，不能满足农民务工需求的现状，要加强职介机构建设，搞好信息中介组织建设，加强信息服务，引导民工潮有序流动。一是要开辟新的职介渠道。二是要加强对外联络。三是要建立劳动力资源库，以便针对不同层次的用工需求，有目的地选择输出。四是要利用电子网络优势，把职介机构向农村延伸，方便农民务工信息需求。五是要积极发展跨国劳务输出。同时，要在信息可靠，保障措施得力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女工输出，满足家政服务、鞋帽服装加工等一些特殊行业对女工的用工需求。
6.加强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组织化程度
一要有针对性地搞好劳务输出前的培训和教育，从业务能力、敬业精神、生活习惯各个方面搞好培训和教育。二要利用现有的农村和城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网络，开展好经常性的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三要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正视并引导农民工非正式组织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成立农民工自治组织。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应当在用人单位加大，特别是私营、“三资”企业里建基层组织的力度，将农民工吸纳为组织成员，提高其组织化程度。
特区经济
2003年第6期
（编读论坛）
我国三大都市圈发展比较研究
□
王 何 白庆华
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已进入规模化时期。就我国现阶段城市群的数量及分布，代合治先生在《中国城市群的界定及其分布研究》中，在对我国125个城市行政区的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现有城市群17个。其中特大型城市群1个即沪宁杭城市群。大城市群4个：京津唐、辽中南、山东半岛和鲁中南、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型城市群4个：吉中、黑东、福厦、成都平原。小型城市群8个：石太、安徽沿江、郑洛汴、武汉、长株湘、北部湾沿岸、重庆、关中城市群。
但在我国，目前由城市群发展为都市圈的并没有几个。理论上研究较多、发展较为成形并进入实质性规划操作阶段的仅有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塘三大都市圈。
一、三大都市圈概况
1.京津塘都市圈： 京津塘都市圈在许多场合下又被称之为"大北京地区都市圈"、"首都圈"或
"京津冀北都市圈"。该都市圈环渤海而建，以北京、天津为"双核"，以唐山、保定为两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沧州等2个直辖市、3个地级市、5个县级市。因圈内有两个直辖市，且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因此，京津塘都市圈在发展上具有其他都市圈所不具备的政治资源优势。
京津塘都市圈重工业比较发达。区内的产业主要以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机械、纺织、食品8大产业为主，产业部门比较齐全，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相对较小。与长三角、珠江三角洲相比，经济发展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内向型。但随着北京"中关村"及其他科技园的建立，电子、信息、通讯、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也正在崛起。环渤海的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使该地区对外经济发展形势良好，对外贸易也较为发达。
2.珠江三角洲都市圈： 珠三角都市圈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即指广东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肇庆市区、惠州市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高要市、四会市14个市县。广义珠三角都市圈(简称"大珠三角")包括狭义珠江三角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广义珠三角目前仅处于战略上的一种规划和研究阶段。大珠三角区内的深圳、广州、珠海等市作为我国开放较早、开放度较大的地区，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制度。而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旅游中心，澳门则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中小城市，旅游博彩、出口加工、地产建筑、银行保险是其主要支柱产业。珠三角经济的外向型特征突出。仅广东珠三角地区，2000年港澳台商的投资就占到本地区的41%，外商投资企业占本区全部企业的22.5%。祖国大陆出口前四位的城市有3个在珠三角（深圳、东莞和广州）。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航运，贸易、金融、旅游等领域都居世界首位或前列，1999年集装箱吞吐量为1620万个标准箱，居世界首位，2000年香港机场空运货量达220万吨，也居全球之冠。
3.长三角都市圈：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位于长江入海口及杭州湾，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苏州、无锡、常州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15个地级以上城市。内含2个超大城市、1个特大城市、4个大城市、14个中等城市以及33个小城市。长三角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也是世界各大河三角洲人口数量最多、密度最高和城镇数量最多的地区，市镇密度是全国水平的10多倍。长三角是我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素有"鱼米之乡"之称。
与珠三角经济相比，长三角经济的内向型特征明显，全国出口前四位的城市仅有一个在长三角（上海）。圈内产业主要以纺织和服装制造、重化工业、汽车工业为主，上海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制造中心。但随着上海、杭州、苏州等其他城市信息、咨询、生物、旅游等产业的发展，长三角的产业结构正不断在调整。1999年长三角的一、二、三次产业构成比例为7.3:52.2:40.5。长三角的第三产业的规模和比重正在迅速提高。
二、三大都市圈关键指标比较
1. 比较指标的确定原则
国际化原则。一是参照国际上关于都市圈的研究，二是便于同国际上其他都市圈进行比较。
综合性与关键性相结合原则。既要从总体反映差距，又要通过关键因素突出主要问题，力避顾此失彼。
可操作原则。指标一方面需要能反映问题，同时也便于收集，有可实现性。
2.三大都市圈关键指标比较简表
表1 我国三大都市圈2000年度关键发展指标比较
| 要素层 |
指标层（关键指标） |
京津塘 |
长江三角 |
珠江三角 |
|
1.区位概况
|
地域范围 |
北京、天津、河北省唐山市等（10市） |
上海、江苏沿江地区、环杭州湾地区（15市） |
原珠三角/包括港、澳的珠三角（14/16市） |
| 总面积（万K㎡） |
7 |
9.95 |
4.2/4.5 |
| 人口总量（万人） |
4500 |
7447 |
2307/3000 |
| 城市数量（个）（含县级市） |
28 |
69 |
26/28 |
| 城市化率 |
44.2% |
45% |
42%/无 |
| 2.经济水平 |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
8261.05 |
15350.8 |
7378.58/21365.46 |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
12203.86 |
20454.7 |
31990/70511.68 |
|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
68.99 |
127.45 |
125.41/无 |
| 净出口总额(亿美元) |
209.08 |
631.79 |
847.41/1103.857 |
| 3.信息化水平 |
国际互联网用户(万户) |
240.28 |
262.13 |
292.24/494.97 |
| 本地电话用户(万户) |
1190.74 |
1768.34 |
945.54/1808 |
三、三大都市圈主要发展优势对比
1.京津塘都市圈
人才、科研优势突出。京津塘在科研和人才两方面优势较为明显。仅北京和天津两市就拥有普通高校80所，中等职业学校453所，其中不乏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高校；在两市普通高校任教的老师中，拥有正高级职称的为7338位；两市拥有的公共图书馆有57所。科技、人才优势，决定了京津唐无论是在科技投入与产出或是科技应用与开发等方面都居全国之冠。
区位优势明显、自然资源丰富。京津塘位于中国华北、东北、华东三大区域的结合部，是正在形成的东北亚经济圈的组成部分，与韩国、日本隔海相望。同时拥有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和我国的另一个直辖市天津，因而有着对外交往、利用外资、参与国际经济的优势和广阔渠道。
京津塘是发展现代化工业所需的能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建筑材料等矿产资源的云集之地，具备发展现代经济的一切自然资源。位于区内的渤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被誉?quot;天然鱼池"。
2.珠三角都市圈
边界条件独特。广东珠三角面向中国南海，为珠江出口处，具有天然的港口资源。同时与香港、澳门毗邻。香港和澳门的独特性及在全球的影响势必成为珠三角未来发展的又一主要推动力。珠三角也是我国最大的侨乡之一，在港澳台和海外拥有侨胞1000多万，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珠三角发展的过程中，侨胞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都已做出且还将做出很大贡献。
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经济国际化水平较高。目前珠三角的发展已高于亚洲其他任何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1980～2000年，广东珠三角经济年平均增长达到16.9%。在各产业发展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最快，据统计，"九五"期间，广东珠三角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在"八五"时期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以年均29.9%的增幅高速增长，2000年产值达到2466.87亿元。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珠三角的外向型经济日益突出。2000年，仅广东珠三角净出口总额达1103.857亿美元，进出口额和出口额分别占全国的33.6%和34.0%，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1.76亿美元，居全国各大经济区首位。广东珠三角进出口地区已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600多家，分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未来香港和澳门的融入，珠三角经济不论总量、发展速度及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将会更大、更快、更高。
社会信息化水平较高。珠三角的社会信息化水平也居全国各地区之首。2000年珠三角本地电话用户为945.54万户，在广东珠三角，彩电和电话普及率分别为495台/千人和23345部/十万人，进入世界先进地区之列（1997年美国分别为809台/千人和20600部/十万人，日本686和30400，新加坡388和27300，韩国348和15000），个人电脑普及率126.7台/千人（1997年美国406.9台/千人，日本202.1，新加坡399.5，韩国150.7）。据统计，全国互联网的网民、WWW站点以及CN下注册的域名的地域分布，以珠三角为主体的广东分别占全国的9.7%和14.2%、14.1%，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
3.长三角都市圈
经济总量大，加工工业发达。长三角是我国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经济区。2000年GDP为15350.8亿元，占全国的17.17%，同期，京津塘为9.24%，广东珠三角为
8.25%。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加工工业基地，区内有宝钢、上海汽车等国家重量级工业大企业。2000年广东珠三角全部14家特大型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只及上海宝钢的83%。2001年首季，作为长三角和广东珠三角的主要出口商品--服装和纺织品，广东的出口额为16.69亿美元和7.36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降34.7%、增长3.3%，而浙江在2000年同期增长57.8%和78.2%的基础上，再大幅增长37.5%和43.7%。目前，长三角已打造出像雅戈尔、衫衫、三枪、红豆、波斯登、恒源祥等十五六个中国"驰名商标"。而广东珠三角目前尚无纺织服装业的"驰名商标"。
城市化水平较高，城镇体系层次性明显。长三角目前城市化率已达到45%，平均每万平方公里有6.9个城市，平均每万平方公里分布着68座城镇，这三项指标都高于京津塘和珠三角，比全国城镇分布密度高出10多倍。总体上已形成了一个包括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等级层次明显的城镇体系，能产生较高的城市群体能级效应。
表2
长三角城市规模分级(1997年)
| 规模等级（万人） |
城市数（个） |
城市名称 |
| ≥500 |
1 |
上海 |
| 100～500 |
2 |
南京、杭州 |
| 50～100 |
4 |
苏州、无锡、常州、宁波 |
| 20～50 |
14 |
南通、扬州、镇江、湖州、嘉兴、绍兴、泰州、通州、海门、江阴、宜兴、溧阳、如皋、常熟 |
| ≤20 |
31 |
兴化、舟山、泰兴、江都、吴江、吴县、昆山、锡山、仪征、张家港、姜堰、余杭、武进、余姚、高邮、靖江、海宁、慈溪、太仓、诸暨、上虞、桐乡、句容、建德、富阳、金坛、平湖、扬中、乘州、奉化、临安
|
本表来源：顾朝林，张敏，"长江三角洲城市连绵区发展战略研究"，《城市研究》，2000.1
区域形象力较强。区域形象力是一个区域开放度、繁荣程度及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于发展前景的综合反映，它与区域国际竞争力具有互动关系。区域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或者投资公司数量最能直接体现一个区域的形象力。据统计，到2000年底，仅在上海，外资银行被其总行确定为中国境内业务的主报告行的银行就有21家，外国跨国公司把其中国（亚洲）地区总部设在上海的有30多家。而在广东珠三角，相应指标仅有5家和3家。
四、三大都市圈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各具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圈域内城市间发展的整体协调范围较窄，协调力度不足。受行政区划和地方利益的影响，都市圈内各城市的发展都立足于本地区利益，缺乏整体上的宏观协调，尽管城市间会就某些领域进行合作，但只是临时性的、局部性和非制度化的。各城市追求自身利益的狭隘性和近期性，导致都市圈整体发展的不经济性和不可持续性。
城市间分工不明确，产业结构趋同。因区域整体协调不足及区域资源类似，都市圈内
各城市的功能不明确，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产业整体布局不规范。产业趋同必然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引起资源浪费和无谓竞争。
都市圈内中心城市的综合辐射和影响力不突出。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都市
圈发展的主要杠杆，尤其是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和影响能有力促进资金流、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等在都市圈内城市间的流动，推动城市间的互动。就目前我国三大都市圈，仅有长三角的上海市在长三角发展中的中心城市作用发挥较为突出，在其他两个都市圈内，对都市圈和圈内其他地区产生较大辐射和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其作用还不明显，且其本身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2.应采取的相关对策
建立统一的圈域协调或管理机制。目前三大都市圈就某些领域已建立了相关机制，如长江三角洲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等。但这些机制只是就城市间发展存在的微观问题进行协调，与都市圈总体发展的内在要求还相距甚远。因此，建立更为广泛的圈域协调或管理机制是都市圈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些机制不仅要就某些领域进行协调，同时还要负责都市圈的规划、产业布局、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等宏观发展问题。如美国迈阿密都市圈的双层制大都市政府等。
培育都市圈城市功能体系，实现城市间功能互补。都市圈发展的根本就是实现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发?quot;协同效应"。因此，都市圈内各城市要立足于参照圈域优势、借助他市优势、发挥自身优势，以产业、资源、科技、人才、资金等作为要素，进行战略功能定位，以实现城市与都市圈的协调发展。
构建都市圈城镇等级体系。层次性的城镇规模分布是都市圈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实现都市圈资源分配和城市间功能互补的重要条件。而合理的城镇规模体系应呈"金字塔"型。但目前，在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城镇规模分布中，城市的集中度偏低，小城市数量过多，中等城市发展不足。同时，三大都市圈要突出中心城市的规模与能级，拉开与次中心城市和中等城市间的差距，以确保中心城市聚集、扩散和创新功能的发挥。
□
作者介绍：王
何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白庆华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特区经济
2003年第３期
（编读论坛）
一体化视野下的深港关系
——由24小时通关对深港合作前景的展望
□ 魏达志
深圳皇岗口岸自1991年以来，曾经5次延长通关时间。自2001年12月1日始，中央批准皇岗、罗湖等口岸第四次“延关”，口岸关闸时间由原来的晚上11时30分延至零时，开闸时间由早上7时提前至6时半。仅仅过去了一年多，自2003年1月27日零时起，皇岗口岸旅检实行24小时通关，至此，皇岗口岸成为全国所有口岸中唯一全天候通关的口岸，使深港之间的人流物流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的交流和往来，被媒体和专家们称为“深港合作的一个全新里程碑”
，它将从更深层次、更全方位、更大范围地推动深港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互惠互利，并使深港经济一体化的步履更加扎实、前景更加明朗。
一、“两城一体化” 拉开了序幕
据统计，自2003年1月27日零时深圳皇岗口岸实现全天候通关,至29日零时两天整，共查验出入境旅客117799人次，客（小）车59985辆次，为出入境旅客、司机排忧解难40余起，从而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24小时通关正在深港两地之间产生良好的正面效应和不可估量的未来影响。
两地人士认为，此举将直接影响深港、粤港的经济发展。之前人们一直讨论的“两城一体化”的问题，由此而拉开了新的序幕。
皇岗口岸率先实现24小时通关，其直接效应已经显现：如深港之间将掀起新一轮购物高潮，双方人士分赴深圳购买商品或赴香港购买名牌；如深圳皇岗口岸与香港落马洲口岸周围的地产将升温并催生新的商圈，有关统计表明，皇岗口岸片区楼盘全面升温，已经先后加价3%～5%，外销比例上升了7%，近九成港人表示可以接受10%以内的价格升幅，而且二手房交易活跃，同时导致深圳罗湖、文锦渡和沙头角口岸楼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升温；再如进一步改造提升
两地的营商环境和营商效益，而通关便捷本身就是对软环境的最好完善，从而使得不少投资者信心回升……等等。
看来，深港融合必将促进经济双赢，我们认为其作用与意义是十分深远的:①将成为深港合作关系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②深港增强合作必将会产生双赢与多赢的效应；③深港融合与一体化是解决香港经济问题的良方；④深港融合将会出现世界级特大城市的价值特征并直接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⑤其五、深港融合将促进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并形成自已的特色，将与京津唐环渤海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成三足鼎立之势。
但是，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深港之间的合作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存在什么问题呢？深圳建市以来一直对深港之间的合作寄望较高，因为毗邻香港是深圳特区建立的直接起因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在探讨深港关系中曾经使用过很多概念，如衔接、合作、协调、互补、对接、整合、一体化等等，对此我们亦有一种特殊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因此，对深港之间展开合作的探讨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但是目前两城经济关系的一体化水平程度并非十分乐观，特别是与我们对深港合作关系的预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深港间的合作关系总是呈现深圳热而香港冷的停滞局面。
所谓“一体化”曾被定义为“各个独立的国民经济在体制上组合成为更大规模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它将在更大范围实施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实现规模经济的增值效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国际经济一体化不仅使若干国家和地区走出了困境，而且实现了双赢多赢和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的大幅提升。目前国际上曾经存在或预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致有6种形式：①单一商品一体化，这是一体化的最初级形式，主要是协调产品的价格、调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②自由贸易区，即在WTO的整体框架下，部分国家或者地区间互相分阶段减免工业品关税；③关税同盟，是在各成员国之间实行商品的免税流通，而对其它任何第三国又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④共同市场，这是更高一级的一体化形式，其特点是实现商品、资本、人力和服务的四大流通；⑤经济同盟，其特点是不但要实现上述四大流通，而且各国还必须在货币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主要经济政策方面协调一致，比如说欧盟在发行欧元以前，属于共同市场层次，发行欧元之后，则上升至经济同盟层次；⑥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它是目前国际上所设计的一种超国家性质的一体化最高形式，目前还没有出现。
但非常遗憾的是，目前深港作为一个国家的两个地区其一体化程度连最低水平还没有达到。深圳既没有“京港高层对话”的京城气派，又没有“沪港比翼双飞”的经济总量，还没有“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运作机制，深港两地在共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合作问题上进行的并不顺利甚至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香港方面甚至考虑针对港人北上购物征收过境税等等……而24小时通关则有望一举改变深港合作受阻的状况，预示着“两城一体化”拉开了序幕，深港经济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深港合作关系的历史性转折
如何看待实现24小时通关对深港合作关系的意义？它将成为深港合作关系呈现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这个转折表现在四个方面:①由过去香港与深圳、香港与祖国大陆间的单向开放向双向开放转变,使深港间人员、资金、商品、服务等的相互往来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更加快捷；②香港方面对深圳、对广东由被动融合转向主动融合，使深港间能够就产业布局、城市功能、口岸作用、基础设施与两岸建设等进行经常对话和一体化规划；③香港对深圳的低层次合作向高层次合作转变，如由加工产业的合作转向金融、物流、高科技产业等高附加值、高关联度、高成长性、高科技含量的更高级合作；④由民间的经济往来变成官
方和民间的多元往来，使深港间由过去单纯的民间经济往来变成官方和民间包括经济、资源、文化、教育、学术、法治、体制借鉴、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多元往来。
有人认为，香港目前处于困难时期，所以才把媚眼抛了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出现这种合作转折的原因既有香港因素，也有祖国大陆因素，而起基本作用的则是市场因素。
从香港方面考察：首先是香港的经济出了问题，过去我们对“97”回归之后香港的经济增长预期普遍呈良好愿望，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预期；第二，香港的产业结构没
有获得有效和顺利转型，它的传统产业包括制造业的85%迁往了内地，而自身的高新技术产业又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导致产业空心化，人口失业率高达7.8%；第三，由于当年港英当局对香港投资环境的破坏，过高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和过高的人工工资破坏了香港的投资环境，比如说香港公务员的工资非常高，教授的工资是全世界最高的；第四，由于港币和美金挂钩，“9·11”之后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直接波及了香港；五是香港的财政金融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如2002～2003年的财政赤字高达700亿港元。由此，香港的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出路,因为香港蕴涵了巨大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潜力。
从祖国大陆方面考察：一方面香港的繁荣适应了当时60、70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和产业链的传递；另一方面香港的繁荣是以祖国大陆的封闭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十分惨重的，体现了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的封闭特征。而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过去那种一城独开、百城紧闭的局面已经被历史所抛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和深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正像深圳作为特区在加入WTO之前在国内的一马当先而被现在的万马奔腾所挑战一样。在这种背景下，深圳的特区政策已经淡化，深圳所要谋求的扩大开放与体制创新可以通过深港一体化获得某些类似香港自由港的做法，从而实现有效突破。祖国大陆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深圳和广东的建设成就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仅被香港同胞所关注，也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并迫使香港刮目相看，两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之以前已大大接近，而且香港所形成的高增值型的金融服务业也必须依托于珠三角高速发展的制造业，这就成为深港经济合作新的前提和基础。它是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所决定的，同时也顺应了中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趋势。
看来“两城一体化”不仅成为深圳、广东的需要，而且成为香港的需要，甚至是更为急迫的需要，这种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密切关系，就形成了香港向深圳、广东主动融合的主客观条件。
三、深港增强合作将产生双赢效应
目前绝大多数的观点都认为深港增强合作会产生双赢的效应。深港合作问题，要强调双方的互补性，弥补差异性。在空间上，我们要用全局的视角来看；在时间上，要用未来的视角来看；在效益上，要用发展的视角来看。
据有关公开报道，香港规划署曾经于2001年间就深港之间2800公顷边境禁区的未来发展向公众咨询，并将完成包括边境禁区开发在内的“2030年规划与远景策略”的分析。香港规划署预测，2030年后香港人口将增至900万，流动人口可能达到31.5万人，其中会有越来越多的港人北上工作，深港边界地区的置业需求将急剧增加，其间，2005年西部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将与深港间的陆路通道一并为两地的24小时通关和一体化融合作出贡献。有专家认为，2800公顷禁区一旦开发，深港将开始真正对接。
深港加强合作对两个城市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的增强都大有益处：①城市的存量（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规模）会进一步优化；②城市的增量（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效应
及未来的经济增长点）会进一步突破；③城市的总量（包括经济、金融、科技和财政的实力）会进一步扩大；④城市的质量（包括结构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服务水平）会进一步提高；⑤城市的流量（包括商品流、资金流、人流、技术流、信息流）会进一步增长。
虽然城市的各种量能之间均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和因果关系，但是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启动双城的流量却是问题的症结和关键，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因为只有启动流量才能盘活存量、刺激增量、扩张总量、优化质量，从而实现城市量能的进一步提升；从城市的经济功能上看，深港双城的融合会大大的增强城市的集聚功能，深港双城将成为重要的物质集散中心、资金配置中心、信息交换中心、人才汇聚中心和经济增长中心；城市的扩散功能则表现在深港的市场占有扩大，配置和利用资源的作用范围扩大，经济协作体系的空间扩大，技术、资金、管理、加工体系也将进一步得到扩散。所以，深港加强融合之后，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会大大增强，城市的经济功能也会不断强化，即城市
的体量、体力、体质和体能都将获得数学或几何级数的增长。
四、一体化将使香港产生阵痛
有港人顾虑重重，认为深港合作的进一步开放，会使更多的港人进深消费或购置房产，从而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其实，香港在和深圳以及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体化进程中，在实现更大的双赢或者多赢之前，香港确实会产生临盆前的阵痛，这是必然的。
港人不应该再抱有过去那种特定时期我是老大的心态了，而必须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位，就是香港政府与市民必须重新调整新的视角和心态，以双向的思维放弃过去那种一枝独秀、独占鳌头的繁荣梦想，而把自身切实地置于珠江三角洲之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市场作用和区域定位，从过去时代的单赢过度到一体化时代的双赢或者多赢，依托珠
江三角洲并成为其龙头城市，以确保香港这颗东方明珠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和信息中心的枢纽与地位，这也是香港与祖国大陆的共同愿望。
香港也大可不必回到过去的产业结构中去，以传统产业去挽救那种失去的繁荣，这不仅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产业链的结构不同了，香港所处于世界产业链中的时段与位置（香港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第四个阶段即后工业化阶段）不同了，而且还因为香港的投资环境与以前完全不同了。香港方面所担心的那种房地产价格下跌和香港市民到深圳购物所带
来的局部影响，将会在深港一体化和香港、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步淡化，如果政策允许，未来将有更多内地人士对等地前往香港购物、旅游、炒股、投资甚至购买豪宅，香港所失去的仅仅是当前双方结构中的局部利益，而在新的一体化大格局中香港将获得更多的新利益，即在发挥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和信息中心的枢纽、地位和作用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这是因为香港在与深圳、与珠江三角洲的合作中，配置资源的范围更大，市场的覆盖面更大，深港融合将使两城的经济辐射半径成倍增长。
打个比方说，深港一体化如初生的婴儿，婴儿在出世的时候，母亲总会有临盆前的阵痛，而最好的镇痛药就是推进深港间的快速融合和一体化进程，这个初生婴儿将充满生命的活力、昭示美好的未来。
五、深港合作可以采取跨跃式
深港融合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推进深港合作关系可以采取跨跃式的发展方式，直接朝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四个水平层次即“共同市场”阶段推进，实现商品、资本、人力和服务的四大流通。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决定权不在深圳也不在广东，双向开放的时间、进程、层次及其内容的决定权在中央，而中央又要尊重香港基本法和港人治港的权力，说到底本质上还是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进程来推动，现在看来，这种经济发展的水平基本成熟或者说已经成熟。
保持香港未来的发展、繁荣与稳定十分重要，这不仅体现“一国两制”政治制度设计的成功，而且香港的成功模式是向台湾回归祖国的最好示范，其经济、政治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上述背景之下，香港对深圳的主动合作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与珍贵，也易于得到中央的赞成并最终推动深港一体化的实现。我们期盼着深港融合能够朝一体化的第四个水平阶段推进。
实现深港融合之后，将会出现世界级特大城市的价值特征：①开放性，使深港双城有着共同的、非常好的开放理念和全方位的国际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活动；②包容性，表现出一个移民城市对文化、民俗、语言的包容性，对外籍公民或各地居民具有平等的态度，对各种优秀文化能够兼收并蓄；③多样性，体现国际化都市不同人群不同的价值存在，如思想观念、生存方式、工作机会、发展模式、居民人种与国籍构成的多样化；④互补性，不但要实现深港双城之间的优势互补，也要实现深港和其它地区的优势互补，在实现双赢的同时，实现两城凝聚力与辐射力的不断增强；⑤流动性，促使深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与世界各地的资金流、人才流、商品流和技术流的流量增加，特别是因为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发展而带来的巨大物流；⑥和谐性，体现出人的权力和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彼此的尊重，政府与居民、社会与自然都呈现出和谐安详的局面。
六、深港融合将促成独特的珠三角城市群
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深港融合将会产生怎样的推动效应呢？
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各国大型城市圈的分工、交流、合作与竞争，因为只有大城市或大城市群，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因此，有人认为，到了21世纪，国家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型的城市和城市群。这就是大型城市和城市群被世人瞩目的原因。
目前在我们国家，最引人瞩目的3大城市群各有特色：
京津唐环渤海城市群，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特征的城市群，既有经济总量，又有优越位置，人才济济，生机勃勃，北京和天津都是直辖市，能够并易于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各类资源。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则以市场覆盖面为特征，它不仅把浙江和江苏两个大省作为上海龙头城市的两翼，把南京、杭州、宁波三个副省级市作为支撑，而且把长江流域作为它的腹地。
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最大特色就是对外开放的水平程度高，一是对外开放早，二是著名侨乡多，三是外商投资密，如果加上香港和澳门，那么珠三角的国际化水平程度就将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城市群，它的经济实力也可以和京津唐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现在珠三角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长三角的一半）。
三大城市群的特点导致了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大量地聚集于北京，总部和地区总部大量地聚集上海，而将采购中心的相当部分设在深圳和珠江三角洲。
深港一体化将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因为以深圳为中心3小时车程范围内，生产了世界60%以上的名牌服装；生产全国2/3的电视、冰箱、微波炉、热水器等家用电器，这片地区将因一体化而成为香港更直接的内在腹地；还因为深圳的集装箱流量已经由2000年的世界排名第11位，上升到2001年的世界第8位，再上升到2002年的世界第6位，再加上香港的世界集装箱排名第1的地位，这种优势叠加将使深港可以稳坐世界集装箱总量第一的宝座。（目前上海排名第4）深港两个城市将共同成为珠江三角洲联系与走向世界的枢纽与桥梁，从而大大提升自己的国际经济竞争力。
曾经有多种说法谈到深港融合和珠三角的发展模式，各自强调自己的特色及其种种理由，如珠三角都市圈的形成问题、中心城市的定位问题、城市群内部的产业结构及其布局和协调问题等等，上述问题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其实，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是多元化的，世界各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是按市场经济的方式，逐步形成自己的运作模式和特点，一个城市群，可以有一个龙头，也可以二龙戏珠，还可以三龙探宝，所以，无论是深港城市圈、珠澳城市圈或是广佛城市圈，只要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互补、繁荣与发展、只要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就是好模
式，其间政府的作为、企业的作为、市场的调节均十分重要，均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它重视地缘优势但绝对不是简单的地图经济学或想当然地纸上谈兵，它是政府和市场有形无形之手的双向调节与经济、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自然形成。
目前，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比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如经济总量太小，经济辐射能力较弱，市场覆盖面太小，研发能力偏弱，区域内产业布局欠完善，城市群内部协调不够，影响了整体合力的形成和发挥。对比可以增加压力、产生动力，但对比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加
速开拓创新、扩大开放才是最重要的。深港融合对于珠三角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香港的主动融合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支点和环节，港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并应当用好这个主动权。我们期盼深港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期盼港澳早日融进珠江三角洲并形成自身城市群的特色，从而产生新的合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次皇岗口岸率先实现24小时通关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相信深港双方必定能够尝到甜头，一鼓作气地大力推进深港经济一体化，并对深港两地和珠江三角洲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真正顺
应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
作者系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城市化研究会会长，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特区经济
2003年第1期
（编读论坛）
“1+10”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合作战略构想
□ 邝国良 肖磊
一、自由贸易区的类型及“1+10”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合作
自由贸易区即由签订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组成的贸易区。组成自由贸易区的国家，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使商品在区域内完全自由流通，但各国仍保留各自对区域外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
目前世界上已经建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欧洲经济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自由贸易区内各个成员国之间已实现了“商品、人员、资本及劳务”等4个方面的自由流通。如此对贸易
区内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世界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以至于又出现了美洲自由贸易区、中欧自由贸易区、独联体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等。
自由贸易区在其类型上主要可以分为3种：北北型自由贸易区（即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南南型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和南北型自由贸易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建立的自由贸易区）。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主要意义在于：1.稳定的政策可以带来贸易、投资环境的改善；2.自由贸易区可以为制造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创造条件；3.自由贸易区可以促使各市场领域及经济部门实现“范围经济”；4.自由贸易区可以使企业自由选择适当的产业形式。正因为加入自由贸易区有诸多益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的筹建自由贸易区，中国也不例外。
目前中国和东盟已经达成统一意见，即10年内，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建成真正的自由贸易区（1+10）。中国之所以选择与东盟建立1+10自由贸易区自然有其成熟的现实条件。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得到了全面而富有成效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正处在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
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立了双方建立面向
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以睦邻、互信、对话、合作为核心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不断地得到巩固与发展。
双方在经贸、投资、金融、科技、农业、工商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日趋活跃。200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并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创历史最高纪录。200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再创新高。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给东南亚商家无限商机和发展空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复苏也为中国商家提供
了投资和经贸的机会。
因此，中国与东盟之间存在着天时、地利、人和以及绝佳的互补优势，可以使双方在成立自由贸易区后达到双赢，受益无限。
二、
东盟与中国各自的贸易优势
1967年8月8日东盟成立。英文缩写为“ASEAN”。东盟成立的宗旨是“提倡以平等及合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成长。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现在东盟己拥有10个成员国，即：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文莱、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东盟10国总面积约450万ｋｍ2，人口约5.3亿，到2010年，东盟GDP总值可望达到9，55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0年的GDP水平。
东盟国家的经济以出口为主导，而且主要是与区外国家贸易，对国外市场依赖较大，尤其是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最大。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的出口就遭到重创，经济长时间一蹶不振。在2001年开始复苏之时，却又遭遇了美国经济衰退及9.11恐怖事件，加上日本经济10年如一日的疲软，使得东盟国家刚刚开始恢复的外贸出口又遭当头一棒，经济再次陷入困境。
虽然东盟现在处于经济的低谷，但也并不说明中国不能够与其进行贸易合作，而关键在于如 何去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去看待东盟市场。毕竟东盟也拥有他们得天独厚的条件，有他们10多年甚至几十年发展起来各自的贸易优势，这些事实都为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基础。
我们可以通过下表针对东盟各国及中国的贸易优势所在将东盟10国和中国进行分类。
东盟10国及中国各自贸易优势所在
| 贸易类型 |
贸易产品 |
在1+10范围内具有优势的国家 |
| 商品贸易 |
农产原 |
越南、缅甸、老挝、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柬埔寨、泰国、中国 |
| 原材料 |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中国 |
| 半成品 |
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中国 |
| 工业制成品 |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 |
| 高科技产品 |
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 |
| 技术贸易 |
硬件技术 |
新加坡、中国 |
| 软件技术 |
新加坡、中国 |
| 服务贸易 |
金融保险 |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 |
| 旅游娱乐 |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中国 |
| 邮电运输 |
新加坡、泰国 |
在表中，我们将国际贸易内容分为商品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3大类型，而每种类型下又细分了不同贸易产品。于是根据表1，我们可以将东盟10国大致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1.全面贸易优势型——新加坡；2.高技术贸易导向型——马来西亚、菲律宾；3.工业制成品贸易型——印度尼西亚、泰国；4.农业及原料贸易型——越南、柬埔寨、老挝、文莱、缅甸。而中国在“1+10”中也属于全面贸易优势型的国家，加之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市场需求量大，完全可以和东盟10国分别建立很好的、双赢的贸易合作关系。
三、中国在“1+10”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合作战略目标与制约因素
（一） 总体目标
在“1+10”自由贸易区中的长远合作中，中国则应该规划好符合自身长远利益的总体战略目标，以保证与东盟合作的长期稳定性和互惠性。
由于目前东盟最依赖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日本，但受美、日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出口锐减，而出口却又占了东盟经济的主导地位，所以造成了东盟的需求不旺，市场萎缩。此时此刻，中国就可以抓住机遇，承担起帮助东盟复苏经济的责任，提升中国在东盟经济领域中的地位。
所以中国可以根据时事制定最符合中国利益而又可以促进“1+10”贸易区贸易合作的总体战略目标，即担负起帮助东盟复苏经济的历史责任，使中国在“1+10”自由贸易区内的地位提升至与美国、日本在东盟经济中的地位的同等水平，对东盟经济能够发挥出与美国和日本同等重要的作用。
只有当中国在“1+10”自由贸易区的地位能够提升至美、日的地位水平，使东盟经济单一地对美、日的依赖转变为同时也对中国的依赖，才能保证中国在“1+10”自由贸易区内的长远利益。
（二）具体目标
总体目标固然比较抽象，因此需要制定具体的目标来指导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思路。在前面，我们已经对东盟10国进行了分析及分类，在此，我们可以以上面的分类为基础，再依据现实情况制定具体目标：
第一，与新加坡建立全方位的经济贸易合作战略伙伴。即与新加坡在各个领域建立垂直、水平的贸易合作伙伴，并进行更高层次的经济研究合作。
第二，与高技术贸易导向型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成为全面水平贸易合作伙伴。即赶超 美国、日本成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在高技术贸易上的最大贸易伙伴。
第三，成为工业制成品贸易型国家（印度尼西亚、泰国）最大的出口对象。
第四，与农业及原料贸易型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文莱、缅甸）成为全面垂直贸易合作伙伴。同样赶超美国和日本，争取成为这些国家的农业及原材料产品的最大的出口对象，并在工业制成品、高科技产品上成为这些国家的最大的进口对象。
（三）制约因素
诚然，要实现以上目标还有很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1+10”自由贸易区内，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所以各个国家的外贸需求差异很大，这就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贸易合作过程中难以使用统一的策略。
第二，中国本身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加入WTO、与国际接轨，这些因素都使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变的更加苛刻，中国的很多外贸行为将受到WTO条例限制，这也将不利于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
第三，贸易壁垒问题。取消贸易壁垒是个逐渐的过程，因此会影响中国和东盟快速建立自由贸易合作关系。
其他的制约因素还包括：中国本身内需不足，产品过剩；美国、日本虽然经济衰退，但它们的经济实力仍然强大，仍然是中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等等。
这些制约因素都将成为中国实现“1+10”贸易区内的贸易合作战略目标的障碍。
四、中国在“1+10”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合作策略选择
在制定了以上总体目标及具体目标后，我们就可以在充分考虑制约因素的条件下，选择适当的策略去实现目标。
第一，针对“农业及原料贸易型”和“工业制成品贸易型”国家，应当率先积极主动地培育这些国家的潜在市场，即在当前情况下扩大对这些国家的产品的进口，以带动这些国家的经
济复苏，使他们的市场恢复活力。
在当前情况下，这些国家急待解决的就是迅速摆脱经济困境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可以进入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大好机会。原因在于：首先，美日经济的萧条，给中国提供了机会，然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小，扩大对这些国家产品的进口对中国总的外贸顺差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中国目前内需不足的制约因素。
第二，针对“高技术贸易型”国家，可以实行资本输出，在这些国家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来可以与这些国家进行高技术贸易分工合作交流，二来可以利用这些国家与东盟其他国家
的关系渗透整个东盟大市场。
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两个国家，主要出口项目是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我国也在发展高科技电子产品。直接扩大对这两个国家的电子产品的出口，会打击中国的电子产业。但根据相对优势原理，中国企业可以直接到这两个国家进行投资，把电子产品的某些部件放到这些国家去生产，再把这些产品用于外贸。这样即可以避免打击中国的电子产业，又可以加强中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分工。
同时，中国还可以利用这两个国家作为桥梁，渗透到东盟其他国家。因为东盟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中6个老成员（泰、马、新、菲、印尼、文莱）定于2002年基本取消相互间的贸易壁垒，4个新成员（越、老、柬、缅）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实现同样目标。中国虽然已经和东盟达成协议，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毕竟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因此，中国企业可以在东盟内部的自由贸易区即将建成之季，利用东盟内部的自由贸易网络，渗透抢占东盟的巨大市场。这样中国的直接投资既可以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内享受关税等各种自由贸易的优惠，又可以培养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也从一定意义上缓解了贸易壁垒制约因素造成的阻碍。
第三，针对新加坡的策略正好可以与针对“高科技贸易型”国家的策略相反，即中国应当继续加大吸引新加坡投资的力度。让新加坡的企业到中国来寻找利润空间，以达到恢复企业活力目的。
目前新加坡出口大幅下降，内需不足，国民储蓄率居高，国内投资不旺。所以中国可以在各个领域加大与新加坡的交流合作，以吸引新加坡的投资。这样既可以引进新加坡的优良资产和先进管理，又可以达到推动新加坡经济复苏的目的。□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邮编：510640
特区经济
2002年第12期
（编读论坛）
从超前创新看经济特区还要“特”
——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
许经勇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一书，深刻地分析了发展经济特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批出：“发展经济特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有许多复杂的情况需要研究，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需要解决，这就必须首先放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改革与发展的探索和试验，待取
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经济特区便是这种改革与发展的最佳试验场所，肩负着先行先试、超前创新的历史使命。没有超前创新的实践。经济特区也就不特了。创新，就是要把经济特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以创新为灵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特区的理论基础
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和初级阶段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实现了两个重大的突破：既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又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否认市场的调节作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把市场看作是私有制所特有的东西，否认改造了公有制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由于有了这两方面的重大突破，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在经济领域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创新意义。诚如江泽民指出的：“是一个史无前列的伟大创造。”其立论意义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江泽民指出：“我们过去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的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生机与活力。所以，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直接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基本理论，本质上是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学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即通过指令性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否定商品生产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
正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江泽民深刻地揭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许多艰辛的探索，而真正把这种新的经济体制全面建立和完善起来，则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这是一个伟大的试验和艰辛的创造，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不熟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那些合乎市场一般规律的成功经验和合理做法，我们正在积极学习和借鉴。但从根本上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要注意防止来自两方面的干扰。我们既不能抱着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端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开拓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使这种新的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
那么，应当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首先应当指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说到底是以国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赖以正常运行的充分条件，从而成为一种普遍实行的一般企业制度。与此相联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要发育市场经济，首先必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的。而商品交换，诚如马克思所说的，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马克思认为，单一的所有制
，即使有社会分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马克思认为，单一的所有制，即使有社会分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说到底就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因为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会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从私营经济慢慢发展过来的，而且市场经济发达了，私营经济也一定发达。现在统行着一种说法，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是不妥的。如果公有制能够产生市场经济，那么，1978年以前我国就应当有市场经济了。为什么那个年代市场经济发展不起来?道理很简单，就是公有制经济几乎覆盖全社会。
既然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那么，该如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呢?应当指出，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要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难度是相当大的。这是因为，两种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是不一样的。与计划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不同，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使市场取向的改革顺利推进，就必须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市场
经济体制较易确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便因此成为首选对象。经济特区一般设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的港口，同时又应当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地方，即国有经济比重很低(如厦门、汕头、海南)，甚至几乎没有国有经济(如深圳、珠海)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非公有制经济有较大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市场经济很容易发育起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规范经济。市场经济规范的核心，是保证每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活动主动，即市场主体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充分的竞争。这里所说的平等竞争，包括竞争主体地位平等，以
及竞争主体的机会平等。作为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无论其规模大小，实力强弱，都应实行平等竞争。不能凭借某种特权或享有差别待遇，来垄断相对有利竞争条件，谋取异常的经济利益。如果某一市场主体享有过多的权利，而不承担足够的主义和责任，就会出现主体地位的倾斜，造成主体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不可能一下子就创造出来。因而走向市场经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因此，在改革方式、步骤上
，只能是逐步规范化。所谓逐步规范化，就是是在改革的起步阶段，以非规范的方式实施重点突破，然后按市场经济原则的规范方式，进行配套综合改革，直至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非规范方式运用到经济特区，主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特殊优惠政策。例如，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刺激外资大量流入，加快市场经济的发育，就必须制定某些减税让利政策和其他优惠政策。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大都在破坏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方面起过积极作用。经济特区正是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使
其市场发育程度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即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外向型经济是发育市场经济的最适宜形式。江泽民指出：“经济特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我国开放层次最高的经济领域，其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其原料和产品去路以国外(境外)市场为主，主要是发展“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而受政府的干预很小，市场经济的发育就会显得特别快。相反的，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市场环境很不完善，市场严重失误，既然市场管
不了，就得由政府来管，否则就会出现真空。这一特殊宏观经济环境，使得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打上政府的烙印，即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不完善的市场与不明晰的产权是相对应的。当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要形成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不可能的。在市场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个产权清晰的私营企业是很难低成本运作。因为在竞争不公平、信用无保证、市场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作为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是非常高的，以致使其不能将内部因产权清晰而带来的优势转化为市场利润。面对这种被扭曲了的运行机制，借助于政
府的力量，反而可以提高其效率。这是我国非经济特区较之经济特区市场发育缓慢的重要原因。
二、发展经济特区将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
既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特区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发展经济特区将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理论。”“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将不断地产生丰富的新鲜经验。我们不仅要在实践中善于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而且要善于通过总结，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这一系列精辟论述，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互动关系中共生共长的。只有把握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真谛。也可以这样说，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在实践与理论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开拓前进的过程。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党不断坚持理论创新，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成果而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创新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真谛。
经济特区创办2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着“窗口”、“试验田”、“排头兵”的作用，有力地推动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深刻的变化。即随着全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往只有经济特区才拥有的特殊优惠政策，已相继在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以及沿江、沿边、内陆省会城市的开放区实行，使得经济特区原来所特有的政策优势逐步淡化。目前，我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变，经济特区以往先行的以市场取向为特征的经济体制趋于普遍化，客观上要求某些特殊优惠政策必须根据新体制的方向加以必要的调整，逐步引向规范化的轨道。特别需要指出，1994年以来，我国推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一系列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更使得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使得经济特区从创办时的“旧体制外”走入“新体制内”，原来所实行的某些特殊优惠政策，必然要逐步淡化。诚如江泽民所指出：“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经济特区已经形成相当的经济规模，具备了可观的产出和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如果继续无限期地维持原来的关税减免政策，就不利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也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同时也会影响经济特区发挥示范作用和把成功经验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
这就涉及到如下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经济特区以往所实行的特殊优惠政策的性质与作用；二是经济特区还“特”不“特”，经济特区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这是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应当这样看，即不论经济特区所实行的特殊优惠政策，在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曾经发挥过多大的作用，我们都不能把它视同为市场取向改革，以为政策越特殊越优惠就越是“改革”。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特殊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计划经济体制，说到底，就是以政府作为资源的配置主体，其计划方式是按照行政指令、指标的分解、调拨，由政府来配置。如果说，过去是由政府分人、
分钱、分物，直接配置资源，那么，现在则变成由政府直接分配“特殊优惠政策”。“特殊优惠政策”也是一种资源，而且由于供给的有限性、需求的无限性，使之成为高度稀缺的资源。这种稀缺资源分配给谁，不分配给谁，取决于政策资源的分配者，即政府的意愿，或下级与上级之间的讨价还价。从下级来说，过去是向上级要人、要钱、要物、以及要指标，现在则变成要“特殊优惠政策。”如果说，过去我们把实施特殊优惠政策，视为破坏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催化剂，那么，现在乃至将来，我们则应当把越来越少的特殊优惠政策，视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的标志。因为特殊优惠政策所造成的差别待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歧视性的经济分割，违背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原则——即平等竞争原则。与此相联系，各级政府的政策法规，必须从以往注重于特殊优惠政策，转变为注重政策普遍性与平等性；从以往主要依靠政策差别来刺激局部经济繁荣，转变为更加重视从整体上优化政策环境。从发展的观点看，我国政策战略的总趋势，应当是普惠政策覆盖面越来越大，特惠政策的覆盖面越来越小；普惠政策的力度越来越大，特惠政策的力度越来越小。
在经济特区运行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江泽民郑重地重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经济特区既然要坚持办下去，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毫无疑义特区还要‘特’，还要保持它应有特色。同时也要认识到，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经济特区的特色也要相应地随之发展。原来主要靠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而形成的特区的一些特色，自然要有所变化。今后特区发展所必需而又有可能实行的一些灵活政策的优势还得有，但保
持特区优势的立足点和重点不应再放在这上面了，即主要应通过深化各项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全面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完善投资环境、增进经济效益、健全法制规范、使整体经济水平再上一个台阶。”经济特区创立20多年来，其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发展的试验，都是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距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还有相当长一段路程，改革运行至今日，正进入攻坚阶段，改革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改革阻力也越来越大，经济特
区肩负的先行先试的任务，不仅没有完结，还更加艰巨。即使将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还有一个不断提高、改革、创新的过程。总而言之，改革与发展是没有尽头的，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川流不息的。经济特区承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试验田”和“排头兵”的重任，将世代延续下去。
20世纪90年代，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设置经济特区本身就是渐进式改革的一种表现)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新阶段，即很难象过去那样获得单项的突进。主要原因是，以往那种渐
进式改革赖以依托的背景，逐渐地被自身的发展所打断。由于传统体制延伸下来的原经济系统运作机制尚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其结果就发生了系统性的耦合障碍而引发的滞阻、受制、拖累之类的相持现象，这种“相持现象”标志着渐进式改革已经进入某种质变的临界态，客观上要求改革策略必须从以往的单项突破转变为全面推进。在改革地区和类型的选择上，也开始由体制外向体制内转化。这就不难理解，20世纪80年代改革力度最大、优惠政策最多的经济特区，大多是设置在与原体制关联度较低甚至与原体制不沾边的海滩、荒地、边陲小镇；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所以又选择原体制中较典型、较成熟的地区，如上海，其意义就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任何改革示范，都必须为大部分地区所接受，这就需要在改造体制内的运作机制上做文章。与此相联系，经济特区的优势，再也不是突出表现在特殊优惠政策上，因为这方面的优势正在明显弱化。与此同时，经济特区经过20多年的不断成长，也在逐步创造新的优势。这种新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环境、机制和实力上。相对于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不仅具有较完善的硬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达到较高水平，而且有了比较完善的较环境，办事
效率比较高。不仅建立了比较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体制和微观体制，并且开始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大量的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显著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经济特区从创立那一天，就是与对外开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外开放问题，实质上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因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组成部分。诚如江泽民指出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
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经济特区的经济是外向型经济；经济特区的经济体制，是开放型经济体制。作为开放度最高的经济区域，是经济特区所以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彩缩影的重要因子。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挑战方面，首当其冲是经济特区与开发区。跨国公司来中国抢滩，以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为桥头堡，有一系列战略策划。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经济特区必须加大创新力度，构建自己的新优势，以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扩大开放和最终走向全球化的目标。为适应这一根本性转变，经济长远的引进主体应由一般外商转向跨国公司；引进客体应由资金、资本转向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以及现代化管理；引进产业应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二、三产业并重；引进效果由增加产值和出口值转向调整结构和产业升级，进而营造高素质的人才高地等等。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说得更彻底些，经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演化，步伐进一步加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当抓住这一契机，根据国内国际市场的需要，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产业结构转移到本国，乃不失为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捷径。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作为对外开放度最高的经济特区肩负着“试验田”、“窗口”、“排头兵”的重任。诚如江泽民指出：“要大力抓好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可以说是当前经济特区的紧迫任务，必须放在重要日程上加紧部署和实施。要遵照邓小平同志‘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要求，更多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往布局在经济特区的“三来一补”的技术含量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