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友刚，张立垭：统一与分裂——中国与欧洲的比较研究

历史本身是有生命、有力量的。所有学术研究都是在历史中进行的，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历史所左右，所以看待历史有两种态度：一是站在历史之中，历史不是历史，是升斗小民的悲欢离合，是帝王将相的是非成败，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评说、去畅想，或者去把玩，以至于迷失在历史长河里；二是站在历史之上，历史只是历史，有自己的脾气秉性，有自己的气运命数，我们渺如尘沙、无力改变，唯有认识他、尊重他，乃至敬畏他，否则就会遭到他的残酷惩罚。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在人们分析、解决问题时，会得出天差地别的结论，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其思想境界和格局视野将高下立判。

中国与欧洲分别位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国土面积、人口规模非常接近，都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却最终走向两种迥异的治理模式：中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4.09亿（2023年），共有56个民族，以黄种人为主，有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个宗教，却始终追求大一统的政治秩序，长期维持统一状态；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同样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人口7.41亿（2023年），大约170个民族，以白种人为主，有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个宗教，形成基于契约与均势的多元共治体系，现在分为45个国家和地区。

为什么深入比较中国与欧洲？学术研究不是作者本人通过文章向世人诉说历史的内在逻辑，而是历史通过作者文章向世人诉说自己的内在逻辑，所以我们比较中欧两种不同文明，正是为探寻历史自身的深层逻辑与发展规律。当今世界，人类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临着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等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欧治理模式的深度比较，探究其形成原因、运行规律以及利弊得失，争取从不自觉地被历史所左右，转化为自觉地被历史所左右，从而找到适合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模式，为人类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欧洲分裂的文化基因以及历史逻辑

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塑造了欧洲历史的深层逻辑。欧洲大陆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半岛，被大西洋、北冰洋所包围，还被山脉（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等）、河流（多瑙河、莱茵河等）以及多个内海（黑海、地中海、波罗的海等）切割得支离破碎，形成了很多独立的地理单元（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伊比利亚半岛等），催生了众多独立的城邦、公国和民族国家，其生存和发展非常依赖贸易、殖民和对外交流，而非单纯的陆地农业，这全面造就了欧洲文化的核心特征。

欧洲民众偏向于追求超高收益。欧洲形成了“地理碎片化→政治单元小而独立→依赖海外贸易→爱好冒险和开拓→追求超高收益”的发展逻辑：内在动力，任何一个地区都难以依靠广阔平原和内陆资源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致使贸易成为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品，这催生了早期的地中海贸易圈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圈；竞争压力，众多政治实体并存，意味着技术、经济以及军事等领域存在永恒的竞争，谁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更多的财富、更先进的技术，就能在竞争中获得极大优势；追求暴利，在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远洋航行具有超高风险，很可能船毁人亡、血本无归，但也可能带来数十倍、上百倍的利润，这种经济模式造就了敢于冒险、追求暴利的民众心态。

文化与制度鼓励追求超高收益。文化构建了一套“财富即成功，成功即荣耀”的社会评价体系，比如，新教认为一个人在现世事业上的成功是上帝恩宠的象征，成功的航海家、企业家会获得巨额财富，而财富又可以转化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制度将追求超高收益从个人冒险提升为国家战略，并将其常态化、规模化，股份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是革命性的制度创新，将远航的巨大风险从单个船长或家族分散到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身上，专利制度本质上是对带来超额收益的技术进行制度性购买，产权制度确保了冒险家和发明家能够安全地享受其获得的财富。总之，文化与制度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正反馈循环，文化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投身其中，制度不断创造新的逐利机会。

欧洲走向对外掠夺的扩张模式。对外掠夺是特定历史和技术条件下，个人、公司与国家追求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我们以大航海时代（15—17世纪）为例：一是超高风险，远洋航行面临着风暴、触礁、迷航、疾病（如坏血病）以及敌对势力攻击等超高风险，船只损失率极高；二是交易成本，在制度迥异的陌生环境中，搜寻、谈判、订立和执行合约的成本极高；三是比较优势，欧洲商品在当时富裕的亚洲市场被视为劣质商品，但其航海和军事技术（如远洋帆船、火炮）对美洲、非洲和亚洲都具有极大优势；四是超高收益，直接用武力掠夺金银财宝、垄断贸易路线以及强占土地建立种植园，其成本主要是军事支出，而一次收益就超过多年贸易总和。

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实施了系统性暴行。产权制度是欧洲发展进步的基石，但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进行了一场血腥而高效的产权重构运动，这是产权制度在历史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次运用：美洲土地是部落共有、边界模糊，缺乏有效的法律文件，殖民者拒绝承认原住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其界定为无主地或共有地；与成千上万个文化不同、语言不通的部落进行一对一谈判，旷日持久且成本极高，而武力驱逐与屠杀可以永久消灭原住民的全部权利主张；美洲土地可以种植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蕴藏着巨大经济价值，使得用武力获取所有权的方式，收益变得极大；原住民不可能自愿放弃自己的土地，系统性暴行被视为一次性的产权界定成本，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未来高昂的产权维护费用。

欧洲必然积极推动颠覆性创新。地球只有一个，当主要航线和大陆都被探明和瓜分后，欧洲发现颠覆性创新（0—1）是更可持续的获取超高收益的新路径：一是动力升级，蒸汽机、铁路、电力技术等从0—1的科技突破，创造的利润丝毫不逊于占领一个富庶的殖民地，促使社会将探索焦点逐渐转向科学技术的未知领域；二是制度进化，有限合伙、风险投资等更高效的组织和金融架构逐步出现，促使社会投资于高风险、高潜力的颠覆性项目，科学家和工程师转变为新时代的航海家；三是竞争战略，大航海时代奠定了列强并立、激烈竞争的全球格局，而国家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水平，这种清醒认识，使颠覆性创新从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战略。

总而言之，欧洲历史的内在逻辑深植于文化基因。欧洲形成了“地理碎片化→政治单元小而独立→依赖海外贸易→爱好冒险和开拓→追求超高收益”的发展逻辑，培育了鼓励追求超高收益的文化与制度。这导致在大航海时代，为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欧洲走向了对外掠夺的扩张模式，而在大航海时代结束之后，又发现颠覆性创新是更可持续的获取超高收益的新路径，发展目标逐渐转向探索科学技术的未知领域。

历史逻辑

欧洲分裂实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欧洲长期维持分裂状态，即使现在最成功的欧盟，也是在尊重各成员国主权和文化独特性的前提下，寻求一种在联合中保持多样性的崭新模式。欧洲也曾多次尝试过推进统一：罗马帝国是第一次真正的统一，尤其是在公元1—2世纪，控制了环地中海及西欧的广大区域，包括意大利、高卢、不列颠等，却在日耳曼等蛮族冲击下土崩瓦解；查理曼帝国（公元800—843年）、拿破仑帝国（公元1804—1815年）曾经短暂统治过欧洲大部分地区，但高度依赖统治者个人能力和权威，一旦强人去世或军事失利，帝国便难以为继。

欧洲必然会面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历史发展中，任何思想、文化、制度以及技术，都难以逃脱冷酷无情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思想是社会变革的最根本引擎，尤其是哲学、政治理论以及科学范式的突破，但随着被系统化、制度化，批判性和创造性逐渐减弱；文化是思想的具体化和感性化，可以重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但随着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很难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制度是思想与文化的实体化，在其创新初期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越走向成熟，带来的收益越低，维护的成本越高；技术是思想、文化与制度的物理化，但随着科技水平持续提升，取得同等科技成就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失败风险却越来越高。

分裂有利于打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欧洲地理、政治与文化的分裂，创造了一个多中心的竞争环境，形成不断试错的生态系统，当一种发展模式走向僵化、收益递减之时，竞争压力会迫使各个地区寻求突破，从而为整个欧洲重置新的发展模式。这使得欧洲成为颠覆性创新的摇篮：当一个国家科学成果占同期世界总数的25%以上，这个国家就可以算是“世界科学中心”，而从16世纪科学诞生到今天，世界上先后出现过5个科学中心，即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前四个都是欧洲国家，美国也是欧洲的延续。因此，欧洲分裂造成的多样性、竞争性，是不断突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持续引领世界变革的关键机制。

模仿与趋同导致欧洲内部激烈斗争。多元竞争模式存在深刻悖论，任何一种能带来超高收益的新领域，其红利都会因模仿和趋同而迅速耗尽，最终引发重新洗牌的激烈斗争，直至演变为毁灭性战争，这是欧洲的悲惨宿命：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开辟新航路，从美洲、亚洲获得了近乎神话的初始收益，荷兰、英国、法国迅速加入全球掠夺与贸易的狂欢，为占有更多殖民地，各国掀起了争夺海上霸权的殊死战争，比如英法七年战争；在科技革命时代，科技革命创造了更庞大的财富源泉，英国率先成为世界工厂，法国、德国、美国等后起之秀，快速模仿并掌握了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模式，但对全球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争夺变得白热化，其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

欧洲统一将会失去分裂的巨额红利。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共存，欧洲统一会促进内部和平与稳定，也会使其付出沉重代价，即逐渐侵蚀其赖以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多元竞争环境：一是弱化竞争压力，政治高度统一的欧洲，将大大削弱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竞争，缺乏亡国灭种的生存压力，思想变革、制度创新的紧迫感将会下降；二是趋向单一模式，统一的官僚体系和标准化政策，将不可避免地磨平各成员国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摧毁欧洲宝贵的“思想与制度基因库”；三是抑制科技创新，在统一大市场内部，对失败地区和产业的保护会上升为政治正确，迟滞资源向更高效的地区和新增长点流动，从而延缓甚至阻碍颠覆性创新的涌现。

欧洲被锁死在长期分裂的治理模式。欧盟是欧洲统一的再次尝试，在成立初期，统一大市场消除了关税和贸易壁垒，为成员国带来了巨大的和平红利与增长动力，但随着时间推移，各种弊病逐渐显现。我们以英国脱欧为例进行深入分析：一是主权成本上升，欧盟法的效力高于成员国的国内法，对于珍视国家主权的英国而言，其心理和政治成本随欧盟法律渗透的加深而不断积累；二是经济收益下降，全球化持续深入，英国从中国、美国等市场获得的收益不断增加，而欧盟内部竞争加剧，英国从中获得的收益不断减少；三是内部改革无望，欧盟在关键领域的决策需要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导致英国倡导的更自由、更灵活的改革政策，屡屡因少数国家的反对而搁浅。

总体来看，欧洲分裂被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锁死。这个锁死循环可以简化为“地理导致分裂→形成分权制度与多元文化→列国竞争与均势政治→催生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分裂成为历史常态”，导致欧洲内部发生激烈斗争或战争，但创造了一个多元竞争、不断试错的发展环境。当一种发展模式走向僵化、收益递减之时，竞争压力会迫使各个地区寻求突破，使其成为颠覆性创新的摇篮，以至于欧洲被稳稳锁死在长期分裂的治理模式之上。

中国统一的文化基因以及历史逻辑

文化基因

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根植于文化基因。中国东临太平洋，西倚青藏高原和沙漠，北有草原和荒漠，南是丘陵与雨林，是被天然屏障相对封闭起来的广阔大陆，自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连续且巨大的地理单元，而黄河与长江流域提供了广阔的冲积平原和肥沃的土地，非常适合发展大规模的精耕细作农业。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曾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海域被视为大陆的延伸，海洋活动总体上从属于陆地农业的发展逻辑，这深刻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关键特质。

中国民众倾向于维持稳定收益。中国形成了“地理统一体→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依赖精耕细作农业→偏好稳定和中庸→维持稳定收益”的底层逻辑：农业主导，中国是一个被天然屏障环绕的广阔大陆，依靠超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基本可实现自给自足，海外贸易多为陆地农业的调剂与补充，而非生存的必需品；统一红利，社会分工创造财富，中国作为大一统的超大国家，会通过扩大分工规模、促进分工深化，创造巨额财富，以至于追求统一与稳定，成为全体民众的理性选择；追求稳定，农业需要定居和协作，融入集体才能生存，个人冒险不被鼓励，而且农业不存在超高收益，任何剧烈的社会动荡或自然灾变都会导致颗粒无收，所以中国民众追求稳定收益。

文化与制度倡导维持稳定收益。中国文化提倡中庸之道，这种价值取向深深地内化于民众心理，使追求稳定成为一种文化本能。中国古代王朝普遍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通过重税、行政限制等手段，使商业活动难以形成超越农业稳定收益的高回报预期，其核心逻辑是：农业是税收和兵员的稳定基础，而商业，尤其是长途贸易和投机，不仅会加速财富集中，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加剧，还会导致人口流动，破坏稳定的乡土结构。另外，中央政府还通过科举制度，为社会精英设计了一条清晰、稳定且荣耀的晋升通道，使其很难再关注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开拓或技术冒险。

中国选择对内优化与和平发展。和平向内是在独特的初始条件下，追求治理收益最大化和统治成本最小化的理性选择，这也是郑和下西洋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一是规模经济，庞大的统一帝国是超大的共同市场，统一的货币、文字和度量衡又使交易成本极低，这能够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二是机会成本，如果将大量资源投入到海外贸易，势必会放弃内部核心区的开发和治理，可能导致农业衰退、流民四起；三是扩张成本，征服并治理一个地理文化迥异的地区，尤其在信息传递缓慢的时代，成本将急剧上升；四是内优收益，修建运河、维护驿道可以提升内部经济效率和总产出，而投入资源发展先进的农具、育种技术以及水利技术，可以稳定提高农业收益。

中央建立恩威并施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绝非简单的面子工程，而是中原王朝为实现国家安全和区域稳定，设计的一套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国际秩序管理方案：一是厚往薄来，中央回赠给朝贡使节的礼品（瓷器、金银等），其价值远高于使团带来的贡品，同时还会授予朝贡使团在指定口岸进行贸易的权利，使其获得丰厚的贸易红利；二是文化吸引，中国的汉字、礼仪以及典章制度，是朝贡体系的共同话语和行为规范，这促使朝贡国全面接受中华文化，大幅降低了中央对周边国家的治理成本和冲突风险；三是维护安全，中央通过朝贡体系授予周边政权合法地位，并给予经济实惠，将其从边境劫掠者转化为利益相关者，削弱其侵扰边境的动机，从而系统性地削减中央的军事支出。

中国必须大力推进模仿性创新。中国长期都是拥有众多人口的超大国家，以模仿性创新（1—2）为主的发展战略，其净收益（收益减成本）将大于以颠覆性创新为主的发展战略：模仿性创新的技术路线和市场方向比较明确，无需投入天量资源推动科学技术探索和突破，而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超大的规模效应，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工协作，降低失败风险、提高成功概率，即稳定收益+低成本+低风险=稳定的正净收益；颠覆性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科技探索和突破，失败概率还极高，以至于巨额投入很可能血本无归，即使能够成功，也会摧毁旧产业，造成大规模失业，即不确定的超高收益+超高的确定性成本+超高的失败风险=极可能为负的净收益。

总而言之，文化基因造就了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中国形成了“地理统一体→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依赖精耕细作农业→偏好稳定和中庸→维持稳定收益”的底层逻辑，孕育了倡导维持稳定收益的文化与制度。以至于从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角度出发，中国最终选择了对内优化的和平发展模式，对外则建立了恩威并施的朝贡体系，而且以模仿性创新（1-2）为主的发展战略，其净收益（收益减成本）将大于以颠覆性创新为主的发展战略。

历史逻辑

中国统一实在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大势。中华民族强烈追求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而“大一统”（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是夏商周时代建立国家的理念，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将原“大一统”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孔子（《论语》）针对诸侯之间攻伐不断的混乱局面，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社会秩序，孟子（《孟子》）则主张“定于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管仲（《管子·君臣上》）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

中国同样会面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历史进程中，无论何种行为主体——个人、企业、政府和社会，无论何种社会活动——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都无法摆脱亘古不变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其中经济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连续增加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产品增量（收益）在超过某一点后，会出现下降趋势，即每一单位的经济资源带来的收益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发展很快遇到瓶颈；二是在技术水平持续提高的条件下，技术突破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和昂贵，以至于维持同等速度的技术进步，需要投入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失败风险却越来越高，造成单位投入的边际收益呈现下降趋势。

统一能有效应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家统一可以为社会分工奠定坚实基础，而社会分工创造巨额财富。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经济学名著《国富论》，认为社会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而且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容易深入下去，分工越深入产品附加值就越高，整个社会生产剩余就越多，有生产剩余就会鼓励人们进行更多生育，人口规模就会增加，国家也越来越繁荣。亚当·斯密举的著名例子是制针，制针有18道工序，若不分工，一个人一天难以制造一枚，通过分工，平均每人每天可制造4800枚。由此可见，国家统一下的社会分工能够创造巨额财富，成为有效延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独特手段。

中国近代未能发生科学和工业革命。“大一统”推动国家确立主流意识形态，而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又是促进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石。经历了夏、商和西周松散的统一，东周时期中国陷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战火、流离与灾荒，黎民百姓迫切希望统一，使“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坚不可摧。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统一，才能巩固和维护政治统一，只有政治统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于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此后，儒家思想确立了正统与主导地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却禁锢了思想市场的发展，抑制了个人创新精神，致使中国近代未能发生科学和工业革命。

国家分裂必将失去统一的巨大红利。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代，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周王室走向衰败，各诸侯国不再听从周天子号令，又都逐步涌现出雄主、名将、谋士以及思想家，互相征伐争霸，仅长平之战秦国就坑杀赵国士兵40万，至公元前221年秦国才统一中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时代，由公元220年曹丕篡汉自立开始，至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重新统一结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乱世之一，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又经历五胡乱华的大乱，全中国人口锐减百分之九十，从东汉后期顶峰6000万降至谷底500万，中国人形成“宁做太平犬，莫做乱世人”的观念。

国家被锁定在长期统一的治理模式。文景之治（公元前179年至前141年）是汉朝第一个治世，汉朝公元前202年正式建立，汉初国家非常贫穷，皇帝刘邦想找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拉车都做不到，经过短短23年，汉朝就人口增长、经济复苏、国库充盈。贞观之治（公元627年至649年）是唐朝第一个治世，唐朝618年正式建立之时，经历过隋朝末年的大动乱，全国人口从860万户跌至200万户，经过不足10年时间，国力就迅速增强。康乾盛世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开始，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6年）结束，而清朝公元1644年才正式入关并统治全国，不足20年，就开启长达百年的盛世。这些盛世，既有君主为政贤明、励精图治的个人因素，更有国家统一下社会分工创造巨额财富的制度因素。

总体来看，中国统一被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锁定。这个锁定循环可以简化为“地理便利统一→形成大一统文化→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文化与制度反哺并维持统一→统一成为历史常态和终极目标”，导致中国近代未能发生科学和工业革命。但国家统一下的社会分工能够创造巨额财富，成为中国有效应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独特手段，以至于中国在分裂的时代就贫穷落后，在统一的时代就繁荣昌盛，从而被牢牢锁定在长期统一的治理模式之上。

政策建议

人类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却面临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等全球性挑战，而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试图充分认识两种治理模式的深层逻辑、内在优势以及历史局限，从不自觉地被历史所左右，转化为自觉地被历史所左右，创造一个兼具统一性与多样性、和平发展与创新精神的全球治理模式：

找准中国定位，绝不寻求世界霸权

这不仅是道德选择，还是基于成本—收益—风险计算后的最优战略选择：一是固定成本高昂，世界霸权既要维持全球军事存在，包括航母战斗群、海外军事基地等，还要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无论霸权收益如何，这些成本都必须支付；二是边际收益递减，霸权在扩张初期确实会带来超高收益，随着霸权范围扩大，收益会持续降低，遇到的抵抗却越来越激烈，如“9·11”事件，维护霸权的成本急剧攀升；三是反噬风险高，霸权国家会成为全球所有矛盾冲突的最终责任方，新兴大国的崛起还会对霸权构成严峻挑战，迫使它不断增加军费和干预成本，导致反噬风险越来越高。

发挥中国优势，成为世界稳定基石

中国的文化基因和历史逻辑，使其不会复制欧美全球掠夺的霸权模式，转而通过成为世界稳定基石，赢得一种更为深厚、持久且正当的全球领导力：中华文明属于农业文明，文化与制度的核心目标是维持稳定收益、实现和平发展，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这从文化层面消除了对外掠夺的内在冲动；中国发展主要依靠模仿性创新，即在现有技术框架内进行优化与集成，不可能像欧美颠覆性创新一样，占领绝对的世界技术制高点，缺乏收割世界的核心武器；中国长期保持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其核心任务是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与发展，必须优先应对内部挑战，对外扩张则必然引发内部失衡。

筑牢立国之本，保护广大民众利益

广大民众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国家政策倾向于少数精英很可能损害发展根基：一是政治稳定的依靠，中国政权的合法性自古就与民心向背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更是将为人民服务奉为最高准则，而国家政策一旦服务于少数精英，就会引发深层的治理危机；二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缺乏颠覆性创新的土壤，发展主要依靠广大民众进行模仿性创新，医疗、教育、财富分配倾向于激发少数精英的创造性，必然得不偿失；三是社会和谐的保障，中国发展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民众之中，若少数精英占有大部分资源，国家发展会困难重重，社会矛盾也将愈演愈烈，所以国家政策必须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制定适宜政策，扎实推进对外开放

开放才能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是中国人民的共识，但中国必须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辩证关系：一是指导思想，独立自主是压舱石，可以确保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迷失方向、不丧失自我，永远不被同化或控制，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二是实施路径，中国是超大经济体，关键产业、核心技术要独立自主，粮食、能源要基本自给自足，还要坚持思想自主，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思想文化体系；三是最终目标，中国是全球性大国，发展逻辑与小国完全不同，要全力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大循环为辅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动态平衡。

坚定文化自信，立法保护中国文化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中国务必将文化自信落实到法律层面：明确保护对象，主要是以下三类，包括中医、古籍经典等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红色革命文化、改革开放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岳飞、文天祥、杨靖宇、董存瑞等中华民族的英雄与楷模；划清法律边界，设定清晰的不可为红线，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诋毁、丑化三类保护对象，严厉打击历史虚无主义，坚决反击西方思想殖民；强化法律执行，建立刚性的追责与惩戒机制，同时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确保过罚相当、程序正当，真正做到在法治轨道上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作者简介：

周友刚(1983-)，男，满族，河北秦皇岛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 创新经济学、企业经济学。

张立垭(1985-)，女，汉族，山西省汾阳市人，数学博士，兰州市科协首席科普专家团队成员。研究方向:数理分析、亚洲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