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腾：深圳期刊界的常青树 ——《特区经济》杂志38年

有些树，由于水土不服，刚栽下不久便枯萎了。有些树，由于护理不周，几年后也夭折了。有些树，由于水土丰腴，精心培植，一直茁壮成长，茂盛挺拔，四季常青。打一个形象的比喻，《特区经济》杂志就像后面说的精心培植的一棵大树，矗立在南海之滨。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40年来，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县，一跃成为全国、全世界闻名的现代化大都市。而紧跟着特区前进步伐的《特区经济》杂志，经过近40年风雨的磨练，也由一棵柔弱的幼苗，发展到婆娑的小树，再到一棵挺拔、坚韧的大树。上世纪80年代初期诞生的一批期刊，大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特区经济》杂志，却顽强地茁壮成长。这是深圳期刊界的奇迹，是深圳期刊界的常青树！

作为《特区经济》的创办者和见证人，虽已退休多年，但杂志社还没忘记我，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向我约稿，让我谈谈杂志的创办和发展历程。我感到很高兴。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我的心目中，《特区经济》杂志是新时代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宁馨儿”。它是在时代大潮的推湧下应运而生的，为经济特区建设服务的理论探索和宣传阵地，是特区经济理论工作者尽情挥洒表演的舞台。它的诞生既是必然，也是偶然，有一种机缘

巧合。

那是1982年，一纸调令把我从粤西一个偏僻的矿山调到热火朝天的深圳经济特区，任职于市经济学会，使我汇入特区开荒牛的洪流之中。多年压抑在心里的经济学研究和探索的积极性如火山一般迸发出来。一放下行李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通过参加一场场经济理论研讨会，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听到深圳基层经济工作者强烈的需求和呼声，使我认识到，创办一份理论性杂志，为特区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一个舞台，探讨特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培养和建设一支特区经济理论队伍，推动特区经济理论和建设的发展，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我的创业激情日益强烈，终于在1983年，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创办《特区经济》杂志。

《特区经济》杂志创办之初是极为艰苦的。当它呱呱坠地之时，几乎是“一穷二白”。别人是由单位配备好设备、资金、人员和办公地点，才正式挂牌运作，有种坐享其成的感觉。而《特区经济》杂志，并非领导钦定创办，而是我自讨苦吃弄起来的。因此，试刊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设备和资金，就是一个人、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只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里面靠墙处挤占了一个位置。我过去从未办过刊物，也没想过要办刊物，不懂得如何办刊，甚至不知道办刊还要经过申报审批，市里批了还不算，还要省新闻出版局最后审批，并给予刊号。当时虽年近不惑，但却像一个愣头青，一股冲劲上来，撸起袖子就干。试刊的第1、2期，没有封面，没有栏目，只是几篇文章的堆砌。第1期用的稿件全是从广东省价格理论讨论会上抓来的，作者全部来自广州。深圳是当时最大、最主要的经济特区，作为研究特区经济的深圳刊物，没有深圳本地作者的文章，很难向深圳读者交待。因此，第2期专门组织了几篇深圳作者的文章。那时人手少，就我孤身一人，既要组稿，又要改稿，还要送印、校对，邮发杂志，全部“一脚踢”。从第3期起，我改变经营策略，开始刊登广告。那时国内刊登广告的杂志少之又少，但已经有人“吃螃蟹”了。我找了几个朋友，一番奔波，弄了四个版面广告，得款3300元。这是我们的第一桶金。这笔收入不但能够支付印刷厂的印刷费，还有余钱用于支付稿酬，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积蓄。从此以后，我们的人员逐渐有所增加，杂志质量不断提高，发行量日渐扩大，广告业务日益兴旺，上世纪九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每期广告多至三、四十个版面，封面广告需要排队预约。

说起创业的艰难，不能不说一说多次搬迁办公地点一事。为了专心致志办刊，1986年，我们搬离宣传部理论处。先是在通心岭住宅区办公，有一段时间甚至和一家住户合用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这还是宣传部通过市政府机关后勤处酌情解决的。后来先后搬到清水河大厦、四川大厦、广银大厦和福田保税区办公大楼。清水河大厦、四川大厦和广银大厦的办公地租金，全部是杂志社从广告费收入中支付的，没花国家一分钱。

我曾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办刊难，办好刊更难，办好刊中的好刊，更是难上加难”。为了办好《特区经济》杂志，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和业务上都下了苦功夫，不畏艰难，善于学习，砥砺前行。通过不断实践、摸索，我们逐渐开拓和完善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办刊之路。首先是定位准确。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特区经济》杂志必须立足特区，面向全国，辐射海外。当时，全国还没有一家专门研究特区经济的杂志，我们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因此，我们严把稿件关，规定稿件的内容应主要围绕特区经济问题展开，否则，它和内地经济期刊没有什么区别，就显不出我们的特色。这个定位，使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特区经济类文章大多出自《特区经济》杂志。使得《特区经济》杂志成为当时研究特区经济的资料库，成为从事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研究必读”。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曲建说：“《特区经济》杂志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特区经济的理论期刊”。其次是宗旨明确，方向正确。期刊是一种宣传、舆论工具，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的期刊是共产党的喉舌和工具。它必须为党和人民服务。这是它的神圣职责和坚定的宗旨，也是它的发展方向。我们坚持了这个宗旨和方向，所以，《特区经济》杂志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脚踏实地地茁壮成长。而当年风头甚劲的《引进》杂志等，都只能风光一时，最终关门大吉。最后是谨慎而不保守，敢闯而不越“红线”。小心驶得万年船，办刊时谨慎一些，稳重一些，不违背党的基本原则，不越“红线”，这是生存的需要。但如果思想陈旧，一味保守，没有一点敢闯精神，没有一点开拓意识，杂志办得不温不火，四平八稳，见不到一点思想火花，闻不到一丝创新气息，这样的刊物是失败的，没有生命力的。我们强调，在坚持正确大方向的前提下，学术上要勇闯禁区，勇于创新。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有许多人不太敢碰的理论“禁区”。例如，股份经济、证券交易、房改、土地拍卖等等。这些问题在传统的理论中是碰不得的。但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经济》杂志，却没有受传统的束缚，总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学术上把探讨这些问题的优秀文章推向理论界，推向社会，引发社会的极大关注。正如一些读者所说：《特区经济》杂志“以理论的勇气、务实的态度进行实践的升华和盲区的拓进”，“大胆地对特区的改革实践进行深层次理论探讨，敢闯旧体制下的思想与理论‘禁区’”。在创新方面，我们也做了许多探索。一是写作“总编导言”时进行了大胆尝试，第一次把散文笔法引入严肃的理论刊物，把它写活，写得生动活泼，使之像一块磁铁，一开始就把读者注意力吸引过来，使他们更有兴趣地阅读《特区经济》杂志。二是与时俱进，在深圳期刊界中，最早采用激光照排新技术，最早开展广告业务，领了风气之先。三是在保留一些基本栏目的同时，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出新的栏目，“经济茶座”“西部大开发”“高新技术经济”等，都应运而生，反映热烈。读者很欢迎这种变与不变的处置方式，认为这样做不僵化、不落伍，新鲜、活泼，适合读者口味。

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区经济》杂志在千锤百练中成了期刊界一份具有鲜明特点和独特风格的精品杂志而扬名海内外。它曾被评为广东省十佳期刊、中国城市经济十佳期刊，并四次蝉联中国（中文）经济类核心期刊。这是杂志社全体同仁的骄傲，也是全体深圳人民的骄傲。

退休之后，我奉行不插手、不干涉原则，彻底退隐，过我的隐居式田园生活。偶尔也在朋友圈中阅读《特区经济》杂志的一些好文章。我欣喜地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质量、高水平的文章出现在杂志上。我的老朋友宋丁、曲建、颜安生等依然活跃在特区经济理论研究的舞台上。他们深刻而透彻地分析、研究深圳特区经济问题的文章为《特区经济》增色不少。

祝愿《特区经济》杂志越办越好，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勇立潮头，为深圳特区和大湾区的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周秉腾，《特区经济》创刊人，首任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