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达志：持续优化制度、结构与模式的战略性选择——深圳四十年的发展经验与“先行示范区”的跨越方向

深圳经济特区创建四十年来，经历了摧枯拉朽、波澜壮阔的深刻变化，并取得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构建国家创新性城市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并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路径、结构、模式，其四十年的发展进程、基础与经验,值得研究、总结与推广；与此同时，“双区驱动”下的深圳特别需要持续优化的制度优势、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制度优化环境，结构支撑发展，模式创造供需，从而形成环境优越、结构高端、发展持续的新兴生态，通过2025年、2035年、2050年三个不同战略时段的跨越式发展，不辜负国家民族的复兴大业与大国崛起的示范期待。

一、制度大于技术——统揽全局的改革智慧与开放格局

实现特区试验区向国家示范区的跨越

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改革与开放的环境及其制度优势，而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探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并初步形成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改革依然是未来特区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关键,依然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键。深圳的改革，不仅需要问题导向，更加需要战略导向，并将战略引领和问题导向作为改革的前提与基础,以率先行动形成可传播、可复制的改革示范,如果深圳的改革不能继续引领未来的发展,不能在“先行示范区”建设以及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方面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改革领头羊的地位将会丧失,其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战略性功能亦将同时弱化。

毫无疑问,深化改革应当从政府做起。深圳应以全球视野对政府现行政策体系实施伤筋动骨的深刻变革，推进深圳乃至整个大湾区的科学发展和高速发展。应强势实现外向型政策体系向开放型政策体系的改革与突破，大胆改革那些当前依然捆绑我们手脚，束缚我们前行的监管政策，特别是对科研人员繁琐的财务制度，大胆改革那些不适应开放型经济时代的封闭性政策条款，大胆改革那些不利于建设经济主体公平公正竞争的环境政策，大胆改革那些吸引企业围着政府转易于产生腐败的财政政策，大胆改革那些因政府资源垄断而又约束市场发展的自我膨胀政策，大胆改革那些不适应国际规范和国际惯例的政策体系,从而使这些能够让政府伤筋动骨的深刻变革得以兑现。

在外向型经济时代,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政策,我们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如何以既大胆又理性的思维对改革遇到的痼疾进行判断,时代在呼唤改革的勇气与改革的智慧。包括由过去的倾向型政策向普惠型政策转变，由扶持性政策向鼓励型政策转变，由刺激型政策向常态型政策转变，由杠杆型政策向稳定型政策转变，由随机型政策向战略型政策转变，由应急型政策向系统型政策转变，由内向型政策向开放型政策转变，由应对型政策向长期型政策转变，由依赖型政策向创新型政策转变，由单一型政策向协同型政策转变，通过整个政策体系创新、改造与提升，提高效率、避免腐败、创造公平，从而更好地为建设“先行示范区”保驾护航。

实现单纯引资向配置全球优质资源的制度突破

深圳从创建之初,就拉开了饥不择食招商引资的大幕,因为我们穷怕了,我们太渴望摆脱贫困了,我们非常想摆脱国民经济几乎达到崩溃边缘的境地,我们太需要开始进入投资驱动的工业化进程了。改革促开放，开放推改革，无论是“三点一线”的战略，还是“两个扇面”的辐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特区的第一桶金，我们开始尝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果。

构建开放新格局,深圳以大湾区发展规划建设为契机，争取推动深圳更多项目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等专项实施方案，推进深港澳在经贸、金融、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更紧密合作，对标国际化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发展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经济,如果开放型经济首先在深圳形成气候,将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与增强核心引擎功能形成示范带动作用。如何形成“先行示范区”的开放新格局，深圳市委、市政府亦是踌躇满志、胸怀壮烈、出手不凡。

深圳既需要根据2020年3月20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在土地要素市场、劳动力要素市场、资本要素市场、技术要素市场、数据要素市场、要素价格市场等方面加快体制机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以提高市场化配置的效能；更需要实现自主配置全球性优质资源方面的突破,深圳虽然较之全国先行了一步，但是在形成配置全球优质资源的制度建设方面依然没有形成重大突破。

全球性优质资源，包括全球性的自然禀赋和人力资本,在当今世界，自然资源虽然重要,但拥有科学技术、人才优势和人力资本则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一种有利于配置全球性优质资源、特别是吸引不同类型科学家的体制与制度优势,从而在更加开放的格局、更加广泛的范畴实现对世界科技资源及其它优质资源配置的制度性竞争优势。如果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深圳,不能够创造配置全球优质资源的制度突破和全新的开放格局,将是我们未来发展重大优势的丧失。

二、结构优于规模——优化科学发现的动能构成与经济结构

实现技术创新向知识创新与科学发现的冲刺

深圳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并仍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创新动能结构”,并不断冲击提升新的经济规模,结构引领规模并优于规模,就是为了摆脱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路径依赖。在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深圳作为我国一线城市中最年轻且最具活力的城市，在5G技术、石墨烯太赫兹芯片、3D显示、新能源汽车、特种计算机、柔性显示等多个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沿，正从应用技术创新向基础技术、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创新转变，从跟随模仿式创新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跃升，并加快向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迈进。

深圳被誉为中国的“硅谷”，创新最深沉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深圳的“六个90%”,包括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预示着深圳全新的创新动力最有可能成为具备核心引擎功能的全球性中心城市。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应继续保持“六个90%”的创新方式与创新源头，一方面，通过激励制度加强企业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大研发投入的强度，并创造企业既从事技术开发又从事科技发现、技术发明的全新创新模式；另一方面，实现迅速补充城市知识创新体系的缺陷与不足，加速形成高规格的知识创新支撑体系,在强化技术创新体系与知识创新体系进一步结合的同时,加快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一体化的关联效应并实现大科学的大布局。以光明科学城为例,脑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学、综合粒子设施、精准医学成像、材料基因组等六大科学布局即将全面落地,其他重要的高校与科学平台亦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以实现未来持续长远的战略性发展，弥补深圳在科学发现方面的短板与缺陷。  

实现被动招商向主动布局新兴经济形态的转变

不断创新与变化的新兴经济形态及其形成的“新兴经济结构”，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的经济发展能力与滚动发展能力,关键在于城市未来发展的产业增量、质量及其现代化高端产业布局的突破口,所以必须考察它在所处的历史发展周期中所拥有的新兴经济形态及其产业内涵的创新性、特色性和领先性。

比如在深圳目前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济形态，就包括城市群经济、都市圈经济、总部经济、湾区经济、智能经济、海洋经济、标准经济、质量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智慧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能源经济、材料经济、艺术经济、自贸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等等这些前沿性的经济形态。而经济发展的重大表现就是经济形态的演变和交替，经济现代化的表现就是一种或多种新的经济形态的转换，并逐步促成新的创新投入，因为每种经济形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时代理念、主导产业、科学内涵、发展模式、内部结构和运行制度等，而这些恰恰是深圳未来能够实现经济高端引领与结构转型的重要内涵，这些创新性的经济形态更加容易产生各种优势叠加的新型的发展模式和创新范畴，是培育创新优势、增强核心引擎动能和持续发展后劲的新兴领域,也是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不断注入的源源动力。

三、模式创造供需——强化资源集约配置与政府市场协同模式

实现培育市场主体向形成法律制度保障突破

新的发展模式总是在不断地创造新的供给与需求，而这些新的供给与需求就是来自于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深圳之所以能够形成全国瞩目的“企业成长模式”，是因为深圳已经成为全国创新型企业、战略性企业、高科技企业、高成长企业、知名品牌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并且能够拥有不断优化的商业模式与产业业态。与此同时，深圳因此也形成了全国最优的“所有制结构模式”。

目前深圳商事主体总量继续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创业密度最高。期间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在城市创新体系之中，企业在从事技术创新、依托知识创新获得价值发现，并确认自身在产业技术链上的环节与位置，从而掌握若干核心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案例在深圳屡见不鲜。大量的民营企业的存在,是深圳提升市场活力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深圳创造了良好的企业成长环境和“企业成长模式”与“企业家成长模式”,这也是深圳源源不断地产生500强企业与品牌企业和大批优秀企业家的重要基础。

深圳必须继续发挥聚集市场经济高端主体的优长,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在目前深圳拥有320万家市场经济主体的前提下,以更加宽松的经济环境,以更加大气的政府政策,不断孕育、培育并集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主体,特别是占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营企业,特别需要得到坚实的法律保障与制度保障,因为他们不仅是深圳辉煌四十年的行为主体,更是实现“先行示范区”战略性目标的行为主体,如果忽略、弱化甚至缺失了这些行为主体,将必然贻误国家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战略性目标,其后果非常严重。

实现本土集约发展向虹吸效应的更优模式转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深圳创造的“集约发展模式”。深圳的土地面积1996.85平方公里，仅仅是上海的30%，广州的26%，北京的12%，而且还有一半属于生态保护和绿化用地，在这种背景下，深圳在2016年每平方公里产出为9.7亿，是上海同年的2.24倍，广州的3.68倍、北京的6.42倍。深圳在2017年每平方公里的产出为11.01亿元,在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崛起的过程中，深圳这种集约发展的模式创造，将不仅仅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将成为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她将成为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家走向未来正确道路的典型范例。

深圳在继续坚持集约化发展的同时,应举全省之力,尽快将惠州大亚湾与东莞临深片区划归先行示范区统筹安排，或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和土地划拨,或安排三地合作示范区,实现深圳与深汕合作区的无缝链接,推进整个片区重大科学项目与重要产业集群的布局与发展。同时实现“先行示范区”对周边城市以及城市群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实现政府配置资源向市场决定作用的方向协同

深圳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政企协同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在现行体制下的优越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和市场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是经济管理和调控主体，市场是配置各类资源的基础平台和基本路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着市场与经济社会的基本走向和运行质量。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深圳需要继续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重大作用,能否继续实现政府要素与市场需求的相向发力,即实现市场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完美结合。能否继续创造适宜市场主体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能否继续保持吸引世界优质要素的城市魅力,能否继续培育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和前赴后继的市场力量,是我们面临的新的考验与新的突破。

深圳政府与市场协同模式的形成，有利于深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体现“先行示范区”引领与带动作用的关键环节。

深圳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崛起中的“先行示范区”,同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先试城市,有利于抢占世界新的经济与科技制高点，深圳应当进一步大胆地建设并形成更加具有规模和质量的全球性经济中心、科创中心、金融中心、制造中心、海洋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融合发展的全新格局，并进一步促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若干中心城市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在全球性竞争格局中，实现对国家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支撑和引领作用。

作者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教授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