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丁：三年之际，希望看到深圳更大动作的改革

去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在这个重要时刻的前后三年间，深圳迎来了国家层面一系列极为重大的试验性政策投放：

2019年：

先是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后是8月18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2020年：

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深圳未来的发展与改革提出了殷切希望；之前的10月上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紧接着，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

2021年：

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前海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现在是2021年的12月，国家级系列重大试验性政策投放的三年即将过去。深圳在这一系列重大政策引导下，深化改革的试验做得如何呢？可以肯定地说，方方面面的改革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此国家发改委在8月1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深圳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改革的受益面不断扩大，对全国以及其他的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初步显现。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经济的增速相对慢了一点，落在北上广后面，在全国20大城市里排名靠后，在广东各市排名也靠后。我宁愿相信这样的观点：因为深圳在深化改革试验，在大力调结构，这自然会影响到深圳的经济增长，加上深圳去年疫情背景下经济增速高于其他城市，基数偏高，因此今年经济增速适当放慢和偏低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不过，我又有一种疑问，深圳在过去40年里，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些时候，改革的力度还相当大，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姓资还是姓社”的改革突破，90年代初建设证券市场方面的创新改革，21世纪初围绕“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尖锐议题形成的新的改革浪潮，贯穿40年的、领先于全国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以华为、大疆、比亚迪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等等，深圳多年来经历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改革试验和经济结构调整，在这期间也极少出现明显的经济增速滑坡的局面，为什么在最近三年国家连续投放重大的“专供性”试验政策过程中，到了今年，经济增速反而历史性地落在了众多城市后面？

也许，单单以试验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来解释深圳经济增速滑落是不够的，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这两者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必然关系。

回到改革本身上来。三年来国家给予深圳如此多的改革试验政策，也寄予了厚重的期待，这是有着深刻地时代背景的。用当下最常用的说法，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推动国内大循环、内外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实施科创兴国的国家战略，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深圳在“先行示范区”的国家新政引领和鞭策下，在深化改革方面理应做出一些可以被称之为“显著性”的大动作来。

何谓“显著性”？直白地说，就是拿出深圳的看家本领——“闯“与”创”的精神，借助国家政策授予的实验权，在国内改革的深水区大胆进行新尝试，努力探求新突破，让大家明显看得到、感受得到、有力度的改革动作，并且已经或正在产生实实在在的改革效果。

实际进展如何？可以说，有改革，有动作，有成果。但我的感觉，还不那么具有“显著性”。

或许，如今的改革环境和氛围已经不同于以往，现在并不一定要像当年那样轰轰烈烈，而是更需要理性引领，更需要“润物细无声”。可能，深圳在各个领域的深化改革都在具体行动。

可是，我仍然固执地想看到深圳试验性改革的大动作和“显著性”。

我是在小平南巡之前来到深圳的，可以说全程经历了当年那个“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改革年代，全程体验了那个激情澎湃的“春天的故事”，我非常怀念那个改革的氛围。我并不指望当今的改革一定要重复当年那种情景，因为时代变了，深圳面临的改革环境也已发生重大改变，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更加理性的改革环境，但是，改革的内动力仍然要非常强大，非常有冲击力，非常有辨识性，非常有显著性。

这个要求高吗？不高，真的不高。

改革总是要有一点改革的样子，改革试验不能“温良恭俭让”，更不能“银样蜡枪头”。深圳当下的改革尽管已经在深水区，但改革的模板上仍然是两个最重要的字：“闯”与“创”。

比如，深圳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对于这个号称“土地匮乏”的城市来讲，在没有得到外延式扩容的背景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上，完全可以大胆实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什么非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农地、传统工业用地、生态控制线土地、城市更新片区土地等等，在二三产业混合利用的框架内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利用改革。这方面做到位了吗？恐怕还没有到位，不少相关政策还没有出台，已经出台的也是有那么一点缩手缩脚，缺乏改革试验应有的坚定气魄。

不知道是不是担心“过头”？如果总是担心，就不必涉水改革了，何必呢。现在的国家政策投放，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刚性优惠之类，最关键的就是相对软性的“试验权”，允许试错，允许改正。如果连这点“试验”的勇气都拿不出来，那三年来国家投放的那些超级政策又该作何解释呢？

又如，深圳的创新生态链建设。

深圳在大力推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建设。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在这五大环节中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环节，深圳通过市场化体制和机制，在企业层面做得非常成功。深圳已经形成以企业为主战场的技术攻关体系，实现了全国最高水平和占比的科技产业成果转化。

但是，在上述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第一、第四和第五环节，深圳还有很大差距。在基础研究领域，深圳与香港还有很大的差距，更不用说和欧美国家比较。深圳企业界真正做出成绩来的也就一个华为，华为一个企业养了800多名基础科学家，5G的突破就是华为科学家的重大贡献。其他企业在基础科学方面就乏善可陈。深圳近年来希望通过大力建设高校，弥补深圳基础科学领域的短板，然而，这些大学多数仍然热衷于科技成果的应用，而在基础科学的积淀方面仍然处在艰难的起步阶段。

深圳要清醒地意识到，不能一味停留在应用科学领先的传统优势上，因为深圳要担纲“全球标杆城市”的历史重任，必须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实现战略突破，未来的国际城市竞争，谁占得基础科学研究的制高点，谁就可能占得先机，就可能进入第一梯队，甚至获得金牌。

在人才支撑方面，深圳已经有不少鼓励性政策，然而，现在全国到处在搞“人才大战”，深圳吸引人才的困难明显加大了，深圳显然需要继续加大力度改革人才政策，有效吸引更多人才前来深圳就业创业。

在科技金融领域，深圳还需要形成更加稳定刚性的扶持政策，有效引导更多的信用资本和社会资本更顺畅地进入高科技市场，有效扶持科技创新的发展。

再如，深圳数字经济的发展。

未来的世界就是一个数字为王的世界，数字作为未来智能时代的基础资源和核心经济要素，已经成为各国强力竞争的核心抓手。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必须在数字经济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深圳的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如何？2020年，深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30.5%。2020年12月底，《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3年）》出台，引领深圳持续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5G+8K+AI+云”战略，着力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可以说，深圳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规模和质量都领跑全国，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但是，从科创兴国战略的高度看，深圳发展数字经济仍然需要大力度创新和改革。例如，如何在国际竞争背景下让深圳更具有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如何让深圳的数字经济更具备国家安全性、产权保护性和公平竞争性？如何让深圳的数字经济具有更加强大、广阔和现实的应用场景平台？如何遏制数字企业和用户之间因数字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信息窃取、虚假传播、谋取暴利等问题？如何尽快推动数字产业形成良性成熟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如何让数字经济能够更快、更高质量、更有效地推动深圳智慧城市建设？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都急需深圳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中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引导和实施更加适用的创新改革。

关于数字经济，还有一个需要深圳特别关注的领域，那就是数字货币。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跃升到今天的大格局，已经在要求强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我们国家也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目前我国努力推进的一个方向就是数字货币。深圳是被国家列入数字货币试验的重点城市，2020年深圳还开展了数字货币的局部试验。然而，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在深圳的试验发展情况似乎比我们想象的难度更大。深圳能否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在我国数字货币发展上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总而言之，过去的三年间，深圳在国家重大试验性政策的吸纳上可谓收获满满，其中任何一项试验性政策的投放都足以引发深圳大力度的改革和发展。三年即将过去，深圳借助这些试验性政策之力，取得了不少改革成果和发展机遇，但与一系列国家试验性政策的支持力度相比，感觉深圳还有非常大的改革和发展的跃升空间，期待深圳在新的一年里能拿出更大气魄，做出更大努力，获得试验性改革的更大成果。

因为，在我看来，能够让国家直接赋予如此多的重大试验性政策的城市，全国可能就深圳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吧。所以，深圳当然要格外珍惜这些重大政策的试验权，多做改革，做深改革，为国家在新时期的深化改革做出更大贡献。

在国家赋予深圳一系列重大试验性政策三年之际，我希望看到深圳能推出更大动作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