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芬：百年大变局与中国应对策略思考

21世纪是大变局的百年，一方面，非西方大国崛起，世界经济重心转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重组；另一方面，战后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动摇，资本主义全球领导力下降，保守主义和民粹势力抬头带来动荡与不安。同时，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科技智能化、信息碎片化等现象前所未有地并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固然意味着风险挑战加大，但也意味着世界发展出现新趋势、面临新机遇。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如何认识世界大事，顺应时代潮流，面对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各种挑战，中国如何才能走好强国之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大变局这一科学论断至少包括着三个层次：一是“百年”，这个百年不是100年，而是若干个百年，甚至上溯远古，下及当今，穿越整个历史长河；二是“大变局”，是指世界格局、秩序、体系发生重要的、影响巨大的变化。三是“未有之”，21世纪是大变局的百年，当前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是百年中国从未经历、从未遭遇过的。

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

人类的生产方式经历四次重大变化：一是原始人类的渔猎采集；二是大约8000-10000年之前发展出农业生产，包括耕作和饲养家畜；三是18世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工业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巨大变化；四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进入信息和智能时代，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 工业4.0、3D打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已蓄势待发。我们正处在这个新的转型过程中。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后，普遍面临严峻的发展问题；西方大国试图长期保持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西方大国普遍出现保护主义倾向，开始质疑甚至阻挠本来由其倡导并推动的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升级是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和现代世界不断前行的根本动力。20世纪开始，全球现代化，通过学习西方而赶超西方，很多国家取得重大成效，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核心区，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埃及、伊朗、墨西哥……,古老的文明正在复苏；而同时西方发展出现各种乱局，美欧的民粹主义抬头、恐怖极端主义、过度狭隘的民主主义、欧债危机、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行等黑天鹅事件不断。而经过上百年的努力，人类的古老文明正在获得新生，改变着“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格局。本世纪前50年最大的变化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实质性转变。

政治格局的变化使世界面临新的挑战，为争夺领土、资源，一些国家时常发生冲突乃至局部战争；在传统现实主义思维指导下，西方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一直抱有战略猜忌，并试图通过大幅度增加军备来维持霸权地位，令人担忧会否发生新的冷战乃至大规模热战。

社会信息技术的变革

进入21世纪，互联技术升级，社交平台流行，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信息共享、智能分发和大数据为特征的自媒体时代到来，社会信息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也随之发生了跨越性的转变。一方面，广大民众由政治的边缘、外围进入核心地带，精英与民众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扭转。另一方面，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主流媒体自上而下的单向传递，每个人都是信息发布者，每条信息都是全球即时发布，形成一个水平无限延展、彼此趋近平等、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的媒格局。人们突然发现自己正在被当代政治传播推向一个高度便捷又极度危险的政治场境，轻松获取政治信息、自由选择政治社群的同时，自身的认知偏见、极端立场被不断强化和放大。

二、中国在大变局中的发展现状

经济实力将不可阻挡地超越发达国家

中共十九大以后，中国站在了前所未有的新起点上，2019年我国GDP达到99.08万亿人民币（约合14.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GDP（21万亿美元）的68%；并确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抓住数字革命的技术浪潮，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呈现对西方的全面“弯道超车”之势，从一个封闭的状态到目前拥有海量互联网用户，这些巨变如此翻天地覆，足以和工业革命相媲美。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预测，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政治治理模式对后进国家、转型国家、欠发达国家产生吸引力

中国一直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过去的20多年,以发展优先、基建先行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模式,以选贤任能、有为政府为主要特点的政治模式,以人民优先、民生改善为主要成就的社会模式取得快速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可借鉴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着手“学习中国”。而美欧国家在国内政治内耗上出现“制度性的衰败”,枪支泛滥、种族矛盾、阶层固化等社会矛盾出现“体制性的痼疾”,延续数百年的“西方优越论”走下神坛。

三、我国在百年大变局中的应对之策

面对全球变局和中国崛起,西方的焦虑和担忧日益加剧,与中国对抗的论调涌现。我国面临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各种挑战,我们既要看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又要看清其本质所在和发展趋势，认识到时代变局中的危与机同生并存，中国要如何克服危，把握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促进发展，调节贫富差距

经济发展方面。推动我国当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一是需要在新材料、新能源、新模式方面集中力量抓关键、找突破，紧盯国际科技前沿，及时抓住目前的“弯道超车”机遇，充分认识新兴颠覆性技术对全球大变局未来走势的战略性影响，抢占技术发展的窗口期，借力前沿技术的颠覆性影响，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鸿沟”，争取形成局部优势，带动国家整体科技实力与战略能力跨越式提升，而这部分技术需要国家和大企业的集中投入。二是要同时激发民间就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的积极性，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的服务、发展平台，以小微金融精准滴灌小微企业的发展。

平衡财富分配方面。2016年中国500个最富的人的财富达到近8万亿人民币，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未来30年，应把避免财富日益集中于小部分人群作为重要任务。倡导“损补抑举”措施，调节贫富差距。一个经济健康发展且全民富裕的国家才是伟大的经济体，比经济繁荣但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更能产生国际影响力。

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以中学为主体，返本开新。文化自信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是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文化自卑、文化虚无，二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以来产生的对西方文化一概贬斥的文化自负。要恢复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以中学为主体，并返本开新，进行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只要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学西学都可以用。恢复历史上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包容性，使中华文化重新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化，在国际上产生更大影响力。

四、结束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临前所未有地历史机遇，但也同时面临前所未有地战略性挑战，比以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更复杂、更艰难、更具挑战性，要想在既定规则、传统格局和老牌大国的压制和束缚中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发展目标，既要保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又要避开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既要维持主权的独立性和民族的认同感，又要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面对百年大变局，新时代的中国人任重而道远，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中国必须主动谋局，积极筹划。

作者简介：徐海芬（1979-)，女，汉族，浙江温州人，任职于温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研究方向：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