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耀华:构建多元利益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及其激励机制——理论分析框架和基于深圳实践的研究

一、引言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通常情况下难以通过市场交易机制获取，拥有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保证。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未来7年将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售任何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导致后者一度进入“休克”状态，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2019年5月，美国政府以华为“参与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为由，宣布将华为及其68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对其实施制裁。“中兴”“华为”事件警醒国人：核心技术是立国之本，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是众多企业乃至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性制约因素，严重威胁国防、经济等重要领域的安全。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去以要素驱动向以创新驱动转型，尤其是提升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实现国内经济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当前异常复杂的国际竞争格局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选择。

提高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构建技术创新的组织体系及其参与主体的激励机制。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需要采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分析方法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构建并满足企业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多元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是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关键。基于此，本文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方法，从“利益格局变化-主体行为博弈-制度转型-激励机制设计”等四方面构建技术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企业、政府部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技术创新中介与服务机构等利益主体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利益格局变化与主体行为特征，从而提出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转型策略与激励机制设计策略；在实践层面，本文以近年来深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践为案例，分析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资相结合”的技术创新综合生态体系的具体举措和经验借鉴。

二、构建多元利益主体技术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

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本文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利益格局变化—主体行为博弈—制度转型—激励机制设计”等四方面构建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技术创新引致的主体利益格局变化与主体行为特征分析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认为，包括企业、家庭及个人在内的所有微观经济主体都是自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认为最大化自身利益是个体行为选择的内在动机，各经济主体为了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并展开博弈。具体来说，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对产品生产技术、工艺流程或商业模式等领域的创新，开发出新的产品或服务，通过满足市场上中间商或消费者的需求进而获得收入与利润；家庭及个人消费者通过购买并消费新产品、新服务从而获得效用。除此之外，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其他利益主体，如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部门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福祉实现其政治利益（如获得选民支持）；作为技术研发主体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通过出售技术资源（如专利）获得经济利益；作为技术创新中介、服务机构的微观主体，如管理咨询公司、投融资机构等也通过分享产品的市场收益实现其经济利益。

然而，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立性也是导致利益冲突的根源。具体来说，在缺乏规范制度约束和强执行力度的情况下，一个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开发的新产品或新服务可能被市场上的竞争者轻易模仿，从而失去竞争优势和从事技术研发的动力；技术创新的风险性特征与前期需要大量资金、人力投入之间的固有冲突可能导致其难以越过“死亡之谷”；此外，在“中国式分权”和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创新领域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中央政府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人民幸福感，地方政府可能更多地追求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进而有利于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晋升，而对在短期内难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且具有风险性特征的技术创新活动持消极态度。尖锐地指出：“虽然在中国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具备拒绝中央政府提供的激励合约的能力，但它们可以消极应对，从而使中央的政策目标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中失效，使中央许多很好的政策不能落地，政府目标不能实现”。

实施技术创新的制度转型与激励机制设计策略分析

美国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D.C.North）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通常情况下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层次。具体到技术创新领域，正式制度指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法律制度与政策法规，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知识产权法》等，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的特点；非正式制度指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伦理规范等。与正式制度相比较，非正式制度具有非强制性但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特点，因而对技术创新活动发挥更加持久的作用；实施机制指确保上述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得以实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对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当制度框架与技术范式及激励范式之间具有良好的匹配关系时，制度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经济激励、降低风险成本、提高合作收益等功能，从而成为推动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保障；而当制度框架与技术范式及激励范式之间匹配关系处于不良状态时，则阻碍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和制度的经济长波理论进一步将技术、制度及其相互作用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之间关系由适应、弱适应、不适应到调整的变化过程导致经济呈现繁荣、萧条、危机和复苏的周期性变化。当制度不能适应技术变化时，客观上要求对制度实施修订和转型。例如，针对我国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不合理，报销流程繁琐，严重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现象，国务院在《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中明确扩大科研单位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提高人员费比例、简化报销流程等改革措施，就是为了充分调动科研人员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使制度更好地适应技术创新的需要。

制度的基本作用在于完善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即构建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反思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程和政策措施，其创造“增长奇迹”的关键因素在于“搞对激励”，核心是责权明晰、分配合理的激励机制。通过顶层激励机制设计和路径选择，充分调动不同主体创新的积极性成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技术创新具有天然的风险性特征，包括技术本身、市场、融资、管理等领域存在的风险会对创新主体的预期收益和积极性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技术创新的最终结果。因此，在进行激励机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技术创新的风险性特征。对此，指出：“在要素驱动阶段中，劳动力相对丰裕，委托人的目标对代理人努力的反应非常敏感，且绩效指标的不确定性较小，此时激励效应占优于保险效应，与努力程度挂钩的高能激励合约因而是必要和相对最优的；在创新型经济中情形恰好相反，由于创新活动风险较大，则保险效应占优于激励效应，从而低能激励合约是合理和相对最优的”。

三、构建多元利益主体技术创新体系的深圳实践

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迎来成立40周年。从一个边陲小镇，在短短40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地区生产总值近2.7万亿人民币、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7万家、常住人口1300余万的国际性大都市；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到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优势传统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从面临“土地狭小、资源匮乏、人口增长迅猛、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四个“难以为继”的紧张约束局面，到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支撑深圳飞速发展的“核心密码”就是创新。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资相结合”的技术创新生态体系，为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富有远见卓识且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

作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深圳在成立初期恰逢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及欧美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凭借其特殊政策、毗邻香港、低廉劳动力等优势吸引大批“三来一补”的加工企业，成为深圳外向型经济的支柱。但深圳市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问题，并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全国率先提出“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随后又相继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发展战略。富有远见卓识且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深圳市政府在构建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培育创新主体，搭建创新平台。深圳市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形成以华为、腾讯等著名高科技企业为龙头、1万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中坚力量、众多小微企业为补充的创新版图，并组建重点实验室、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海外创新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截至2019年6月，深圳共计拥有各类创新载体2214家，其中国家级116家，省部级595家，成为推动深圳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质量标准、认证体系建设。深圳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的立法权限，强化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立法、执法力度；建设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南方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等平台，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投融资等新业态，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创新的积极性。此外，深圳市积极推进实施“质量强市”战略和“标准+”战略，制定《关于质量标准提升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19-2022）》，对今后几年的质量标准工作进行统一部署。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累计研制国际国内标准6049项，其中国际标准1636项，实现技术、专利与标准的同步领先，提高在质量标准与认证体系领域的话语权。

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深圳市政府注重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环境建设，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努力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例如，2018年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推出20条改革措施和126个政策点，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高政府服务效率、规范市场管理秩序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此外，深圳还在全国率先设立150亿元的政策性纾困资金、50亿元的天使投资基金、30亿元的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和50亿元中小微企业银行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直接资助、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多种扶持方式解决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融资约束问题。

招才引智。人才是技术创新的核心资源。深圳市一直高度重视人才工作，采取多项举措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前来就业、创业。从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1+6”政策、“孔雀计划”、“81条”人才新政到人才工作条例，内容覆盖人才落户、住房保障、研修培训、创新创业、子女教育及医疗等多个领域，努力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保障。

以市场原则为基础，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资相结合”的技术创新生态体系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试验田”，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先行先试”，在全国率先确立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深圳具有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深厚土壤，全市90%以上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先天具有开展技术创新的压力和动力，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民营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来自民营企业，形成了“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所有制和产业结构组合；引入以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为代表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从体制机制上为基础研究与创新成果产业化相融合提供保障；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源地和全国有影响力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深圳已形成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核心，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多层次的现代金融体系，通过股权质押、股权众筹、发行债券、知识产权证券化、投贷联动等业务方式为技术创新提供资本支持。

“敢闯敢干”“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

作为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孕育的经济特区，深圳在成立之初就被赋予改革的“排头兵”、对外开放的“窗口”、市场经济的“试验田”等使命，以“敢闯敢干”的气概开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制度改革之先河，并在全国形成可推广、复制的示范效应；此外，深圳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全国乃至全球多地域、多民族的文化在此汇集、碰撞，形成“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敢闯敢干”“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成为“创新驱动深圳模式”的内在基因，对于推动深圳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深圳“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鲜明特征构筑起现代市场经济的完整体系，再加上“敢闯敢干”“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构成对“创新驱动深圳模式”的重要理论解释。然而，与全球顶级创新城市相比，深圳在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领域的能力仍然不足，导致部分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设备及零部件依然依赖于从国外进口，严重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和国家经济安全。随着光明科学城、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重大创新平台的推进建设，深圳将全力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进一步完善多元利益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及其激励机制，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无缝对接与融合，补足在基础研究与源头创新领域的短板，提高在核心技术、前沿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让创新真正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第一动力”，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

作者简介：孙耀华（1984-），河南信阳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职业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