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土地财政，突然发生了大逆转！
9月23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宣布了一个重磅政策：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到“十四五”期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1、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
2、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10%以上计提。
上面“1”里50%，对应的是“当年土地出让收益”，因为政府卖的土地都是征收来的，征收要有各种拆迁、补偿，出让土地的时候还要承诺“N通一平”，这些都构成土地出让的成本。卖地收入扣除了成本，才是“土地出让收益”。而“1”和“2”里面的8%或者10%，是土地出让收入（未扣除成本）的8%或者10%。中央的意思是：地方政府卖地，你要么按照“销售额”的8%或者10%提取用于农村和农业；要么按照“净利润”的50%提取，用于农村和农业。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
“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这句话戳穿了几十年来中国土地财政的“窗户纸”，揭示了农村和城市发展严重分化的根本原因。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推出了“剪刀差”的经济政策——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定得“超过其真实价值”，而农副产品价格则“低于其正常价值”，这之间就构成了“剪刀差”。那时候，一辆自行车的价格，可能足够一个农户家庭奋斗若干年才能负担。有人曾计算过，1982年的时候，中国通过剪刀差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的价值高达288亿元，相当于当年农业税的9.8倍。改革开放之后，剪刀差逐步消失，但出现了土地财政。农村的价值被通过土地财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构成了新的城乡差距。现在，各地又在努力实现1亿新增人口落户城市。农民进城，将导致新一轮城市对农村的“抽血”。而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又要扮演农民社会保险的角色，所以很难流通起来，实现价值。只能通过“三权分置”，拆分出承包地的“经营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来部分实现价值。然而，2016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变，并在2020年实现质变。所以，国家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时代，中国要防范诸多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有三个：第一是能源，第二是粮食，第三是芯片为代表的核心技术。而这次土地财政的“大逆转”，显然跟保障粮食安全有密切关系；此外还可以重建新农村，在极端情况下给中国提供缓冲空间。中国目前全口径的粮食自给率大约在88%左右，最大的短板是每年要进口大约1亿吨大豆，用来转化中国人需要的食用油和肉蛋等副食品。要完全实现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我们还缺少大约3亿亩耕地。如果清理农村的闲置宅基地，大约可以增加1亿亩耕地。如果大家节约粮食，显著降低在餐饮、存储、加工中的浪费，可以相当于挖掘出3500万亩耕地的潜力。如果加大农村和农业的投入，提升育种、种植、灌溉等技术，还可以相当于增加几千万亩耕地。过去这些年，由于我们片面重视城镇化，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村凋敝的局面。如果不加大投入，会危机中国的粮食安全，让我们难以应付“国内大循环”的新局面。目前中国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大约在7.5万亿左右，这里面有多少成本官方没有公布。如果按照上面方案2的计提方式，10%就是7500亿元。这意味着，每年有大约7500亿的土地财政收入，将返还给农村，而且每年还会增长。第一，每年7500亿资金回流农村，将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比如兴修水利、建设高标准农田、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农村供水、农业育种、农村和农业教育等。对于股市上的农村、农业、粮食板块，构成长期利好。第二，城镇化的步伐或许会适度放慢。由于土地收益的一半要投入农村，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速度会下降，城市街道挖来挖去的概率下降。在“国内大循环时代”，再盲目快速提高城镇化比例，或许未必正确。第三，对房地产构成间接利空。每年城市里少了7500亿（随着卖地收入增长，未来可能是1万亿）投资，基础设施更新速度放慢，地铁修建速度也会降低，此外愿意移民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也会有所下降。第四，可能加大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让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多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