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化建设深度、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产业分布集中，城市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处在较为领先的地位。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结合学界理论研究和粤港澳地区现状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把握国家重点规划、建设优势条件和历史机遇，实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间的协调发展，是促进经济繁荣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湾区代表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步骤。而如何协调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并将其应用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值得进行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的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珠三角地区九座城市，即“9+2”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以金融发展、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为切入点，选取合适的度量指标，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相结合，视作一个复合子系统进行耦合协调度重点研究。同时参考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对粤港澳大湾区不断更新完善的相关政策指导，结合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给出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定义，并在宏观、微观角度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现状、科技创新水平现状以及经济发展现状，从实证研究中探索得出各个城市的三者耦合协调现状，完善协调发展机理研究，对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提出政策性建议，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协调发展，向世界一流湾区迈进。耦合理论本身起源于物理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机制，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Weick(1976)首先开启了用耦合理论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先例，提出了松散耦合理论，用来解释学校组织成员之间相互联系却又彼此保持独立的关系。目前耦合理论已经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有了广泛应用，在国内外被广泛用于分析两个或多个经济现象之间的共生、互动、匹配与协同关系。关于耦合协调研究，许多学者已经将耦合协调度模型运用于研究生态环境和城市化的关系中。虽然目前学术界有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但是大多选择三者中的两方面进行研究，对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效应鲜有研究。事实上，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系统协调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中得到启发，研究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效应，在探寻三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区域为研究对象下的耦合协调机制，并将其应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借用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可以把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互相促进、协同发展，构成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各组成要素之间共生、互动、匹配、协同，共同推动资源及要素配置、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与此相关的概念是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度，即金融发展系统与科技创新系统与经济增长系统间的耦合及协调程度。它主要指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这三大系统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支撑、匹配和协同程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反映的是一段时期内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以及经济发展协调的综合水平。此处应当注意到的是，虽然金融本身包含在经济方面内，但是由于金融发展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且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有所区别，因此，本文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视作两个独立子系统进行分析。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发展离不开所处区域的经济建设和资源察赋，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区域内的经济建设，导向型的政策吸引更多金融资源、创新资源汇聚于此；与此同时，利用金融业发展与科技发展的聚集效应，加速资金流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大对区域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又能够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科技创新带来知识，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金融发展将加速资金流动，促使更多的人力、技术和信息汇聚于区域内，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区域经济的增长往往能够使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子系统之间彼此促进，达到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这构成了复合系统耦合的互动协同关系。本文数据来源于2010—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市历年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科技部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台港澳司网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站以及各市统计局官网。在数据选取之后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由熵权法测算出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基于城市视角，下面将根据不同城市2010年、2013年和2017年的科技创新、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巨系统耦合协调情况，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问题。根据各市科技创新、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巨系统耦合类型变化，进行进一步分析：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广州、深圳和香港历经多年发展，耦合协调度达到0.8以上，呈现良好协调状态。广州市经济发展水平名列全国主要城市前列，但是事实上，在2010年，其耦合类型仅属于勉强协调。究其原因，可以发现2010年广州市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是其科技创新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吻合，例如政府科技财政投入仅占当年GDP的0.3%，专利授权量仅有15091件，远远低于同时间深圳市的34951件。随着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到2017年时，广州市耦合协调度达到0.816，进入良好协调水平。深圳市一直致力于打造“东方硅谷”，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在科技研发经费方面投入巨大，研发投入力度已达发达国家水平。在经济发展方面，从GDP指标变化情况来看，深圳近十年来逐步缩小与广州的差距，到2017年已经领先广州。由此，深圳耦合协调度在2013年已经进入初级协调阶段，2013—2017年间进一步扩大科技创新优势，达到良好协调状态。香港一直以来是亚洲的金融中心，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科技创新方面有以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为首的各大高校及众多科技型企业。目前三者达到多层次的耦合。第二，佛山、东莞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指数增长快。产业发展方面，主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为主，规模以上的企业中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较大，说明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化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协调发展。同时，关注到佛山、东莞市的金融发展状况明显优于其他珠三角城市，这也为整个科技、金融与经济巨系统协调发展提供支持。第三，珠海、惠州、中山、江门、肇庆进入初级协调阶段，但是耦合水平较低。这五个城市属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的主要节点城市，说明金融、科技、经济三者的互动关系依然存在不足，以致三者不能协调发展，出现如中小企业融资难、产业链升级缺乏科技支撑等问题，从而使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应当以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共同驱动整个巨系统的协同发展。第四，澳门一直以来的耦合协调度均处于较低水平，这是由于澳门虽然经济总量不小，2017年人均GDP达52.2万元/人，但产业结构单一，以第三产业为主；科技创新方面存在巨大不足。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澳门建设目标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因此，澳门发展的目标应当存在差异性，以适度协调发展为主。本文基于熵权法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2010—2017年间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作用机理，建立了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从总体和各个城市视角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各市巨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规律。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复合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在研究时间内表现出上升态势。其中，从时序角度分析，各市在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协调发展方面，均有所进步。但是由于实际发展水平和政策倾斜程度不同，各市的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增长幅度有所差异。从空间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东部、西部、沿海及港澳地区的协调发展同样存在不同，广州、深圳、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核心城市，协调发展程度一直稳居前列。其余各地由于各子系统间相互存在掣肘，导致复合系统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而导致发展水平出现梯度发展的格局。综合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各城市应当因地制宜、补齐短板、注重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存在空间差异，各市间经济、金融与科技发展的协调程度不同。各个城市应当因地制宜，在重点发展核心产业的同时，注重补齐发展的短板，更好地推动城市全面均衡发展。第二，应当发挥核心区的引领作用，产生周围辐射效应。广州、深圳与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内的核心城市，同时自身城市的发展水平也已达到良好耦合的程度，应当发挥其示范作用，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效应。推动要素向周边地区流动，传授合理经验，帮助其他处于初步协调的城市发展。第三，深化湾区合作与城市间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国际级湾区。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提出之时，即对标于国际级湾区。目前虽然有部分城市达到0.8分以上的耦合协调水平，但是距离整个区域的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巨系统达到优质协调还具有一定距离。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整个区域的发展水平，更加应当深化湾区合作，推动各城市互联互通力度，深化金融发展和开放，继续投入科技创新，共同推动经济发展水平高质量的提升，为共同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大湾区而助力。
作者简介：
王艺儒（1999-），女，汉族，内蒙古包头人，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公司金融。
张慧（1999-），女，汉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