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婧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发挥粤港澳三地金融业的综合优势、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发展，对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我国高水平参与国际金融领域合作，提升金融在湾区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保障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大湾区三地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较强、金融基础设施较完备、金融创新服务较先进。湾区三地各自经济优势、金融优势明显。若三地金融能优势互补、联合发展，则可加快推进我国建设世界金融强国的进程，加快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加快打造我国金融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对于提升内地与港澳金融业的融合度，促进粤港澳三地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了初步的金融合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三地制度不同，金融要合作发展将会存在诸多障碍与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提高大湾区的金融业合作水平与层次，本文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的基础与现状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2018年大湾区GDP总量达1.64万亿美元。“截止2017年年底，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银行总资产合计约7万亿美元，银行存款总额高达4.7万亿美元，均超过纽约大湾区和旧金山大湾区；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保险保费收入约1280亿美元，占全国总保费的近四分之一，具有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良好基础”。粤港澳通过深港、珠澳、泛珠三角等多种形式的多年合作，在交通运输、人才、金融服务等各方面都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态势。随着三地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和不断融合，粤港澳三地金融业将有更大合作发展空间和合作发展环境。

近年来，粤港澳在机制建设、制度建设、金融机构、跨境人民币业务、资本市场、跨境金融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取得了较好成果。早在2003年，内地、香港、澳门三方签订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随后又签署了三个补充协议。CEPA是我国内地签署的第一份自由贸易协议，开辟了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新途径，也是“一国两制”原则的成功实践。CEPA的签订，破除了内地与港澳三地经贸交流的制度障碍，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发展开辟了新通道。

粤港澳金融机构也正在扩大合作，跨境人民币业务和跨境金融服务合作取得新的进展。一是港澳金融机构大量进驻广东，形成粤港澳金融机构互补融合。“截至2018年11月末，广东省有180多家港澳金融机构进驻，并在广东所有地级市全覆盖；人民币已成为粤港澳跨境收支第二大结算货币；广东省赴港上市企业达232家，居全国第一；粤港支付结算合作创造五项全国第一”。二是粤资银行不断进驻港澳，与港澳金融机构合作发展。“截至2017年末，粤资银行在香港拥有83个营业网点。赴港上市的粤企有196家，名列各省市之首。香港有20家粤资持牌证券机构。与此同时，在CEPA框架下广东亦已引入了部分港资证券、期货及基金公司”。三是粤港澳三地资本市场、投资领域、跨境人民币业务等方面已经深入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在跨境资金流动与跨境人民币业务方面，粤港澳三地积极探索及推出了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跨境双向资金池、跨境双向股权投资和跨境资产转让等在内的多项机制或业务。在财富管理与投资领域，已有‘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MRF）、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QDIE）、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得到试点或推出”。另外，近些年来粤港澳三地商业银行跨境货币结算体系正在逐步建立，银行卡的跨境支付给三地人民带来一定的便利。

还有，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对湾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创新优化环境等方面的100项重要事项进行了全面规划和落实。100项重要事项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撑，金融是促进各区域、各行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加强湾区金融合作必将加速湾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创新环境优化。

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存在的障碍与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具备一定基础，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障碍和比较突出的问题。

湾区三地亟需加强协调机制建设，金融合作层次与水平亟需进一步提高

粤港澳大湾区由于体制机制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相对独立，难以形成统一领导，使粤港澳大湾区容易成为一个松散的区域经济形式，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很多方面难以落地。大湾区的一切事情只能靠市场、签协议或相互协商解决，各方只能发布各自的支持政策。例如，2017年粤港澳三地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但只是一个框架协议，很多方面离落地还差一大截；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但该《纲要》也只能要求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加强沟通，协商解决实际问题；2019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但这些都只是针对广东省如何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对香港、澳门也只能是协商解决。只靠签协议和协商方式解决问题，速度慢、效率低，不管是金融还是其他方面都难以做到深度融合。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组织领导机构，会导致粤港澳大湾区难以形成统一体，金融深度融合难以形成。

同时，粤港澳三地金融业相互之间的开放程度不足，金融机构互设存在一些障碍，阻碍着三地之间金融业的合作与发展。“近些年来，内地金融领域对港澳金融机构的开放取得了一定突破，尤其是CEPA补充协议框架下对港澳金融机构进驻内地某些方面、某些地区（如自贸区）有所放宽。但出于金融审慎的目的，内地对港澳金融机构的设立、公司的比例、业务限制、审批程序等方面设立了严格的前置条件和门槛”[3]。“从‘引进来’方面看，内地证券业和保险业对港澳地区开放步伐滞后。CEPA补充协议允许港资金融机构在广东省、深圳市各设立1家合资证券公司。目前，除深圳外，合资证券公司还未在广东省内其他城市落地。CEPA补充协议就港澳地区金融机构在广东设立保险机构作出了安排，但目前还没有港澳资保险公司在广东设立营业机构。从‘走出去’方面看，内地银行业通过港澳地区开拓海外市场进展迟缓。广东已有14家法人银行进入全球银行1000强之列，但目前只有招商银行在香港、广发银行在澳门各设1家分行，银行业依托港澳地区‘走出去’发展、开拓国际市场的进度与我国经济全面对外开放的需求不相适应”。

大湾区三地亟需推进法律与金融监管制度对接工作，促进金融要素自由流动

目前，粤港澳三地虽然同属一个国家，但是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存在内地、香港、澳门三种法律体系、三种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政策体系；分属三种不同的关税区和汇率区；“存在人民币、港币和澳门元三种流通货币，三种货币又受制于三地不同的银行体系，三种货币还没有实现自由支付和自由流通等障碍”；三地的通讯体系也不相同，对三地实现自由移动支付方式产生障碍。这些障碍因素严重阻碍着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发展和互联互通的步伐。

粤港澳大湾区相互间金融配套服务不足、人才流通不自由，制约着粤港澳三地金融业的合作与发展。由于是“一国两制”，粤港澳三地的金融会计制度、金融财税制度、金融业务范围、金融配套服务等都不相同，相互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就个人金融业务来说，在支付方面，三地的货币不统一、流通不自由，造成异地支付不便，港澳常用的支付工具还没有对内地完全开通，内地的移动支付在港澳也是十分不便；在账户方面，粤港澳三地的KYC政策标准差异比较大，非住地居民开立账户十分不便；在信用卡方面，粤港澳三地居民相互之间办理信用卡也是非常麻烦，限制太多；在投资理财方面，粤港澳三地居民要在异地投资金融产品，渠道不畅通；在保险方面，粤港澳三地保险市场没有打通，三地的异地保险服务十分不便；在信用体系方面：粤港澳三地居民相互之间的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而现在人员离开银行信用体系就没有办法进行金融消费、信贷支付、投资理财等等，这些都制约着三地间的人员流通，从而又进一步制约着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发展。

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种金融体制的特殊条件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需要三方进行全面谋划和通力协作，恰当选择合作发展的路径和切入点。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协调机制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要有效进行合作发展，首先，要进行战略规划。鉴于目前三地制度不同，金融合作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要制定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第一步，三地金融协同发展。各方面通过协商、各自发文、成立协商机构等方式推进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发展。第二步，三地金融融合发展。通过协同发展阶段后，三地在银行、保险、证券、投资等等金融领域实现互联互通、融合发展。第三步，三地金融一体化发展。到体制机制障碍完全消除，三地金融即可实现一体化发展。其次，做好顶层设计。要站在全球视野和国家发展高度，谋篇布局。发挥三地优势，在金融制度和体制机制创新、金融基础建设、金融市场布局、金融配套服务、金融人才培养、金融要素配置等方面加强大湾区金融合作的顶层设计，对大湾区金融建设与发展进行专项规划，为粤港澳金融合作明确方向、提供指引。最后，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要建立由中央、粤、港、澳四部门组织的专门组织机构，形成统一领导，统管大湾区的金融事业，协同推进三地金融合作发展。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设立金融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确保大湾区金融事业优先发展。

破除制度性障碍，创新体制机制，建设长效合作机制

三地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大胆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相互发展。一是“充分发挥香港、澳门、深圳、广州等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功能，合作构建多元化、国际化、跨区域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二是逐步缩小三地的法律体系、金融政策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之间的差异，放开三地金融互通的限制条件，扩大人民币、港币和澳门元的双向互认、自由流通的通道。三是扩大内地自由贸易区范围和开放程度，“推动人民币作为自贸试验区与港澳地区及国外跨境大额贸易和投资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推动自贸试验区与港澳地区开展双向人民币融资。探索实行本外币账户管理新模式，在账户设置、账户业务范围、资金划转和流动监测机制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建立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在跨境资金管理、人民币跨境使用、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方面先行先试，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通过自贸区桥梁作用，逐步使三地金融行业融合发展。四是在支付、结算、信用卡、货币流通、投资、保险、理财、账户等领域逐步实现三地互联互通、服务配套对接、三地居民待遇同等等目标，在银行、证券、基金、信托、金融公司等金融行业逐步放开各种限制条件，放开金融机构互设条件，逐步消除跨境金融服务业并购壁垒，逐步破除三地的体系障碍，构建更紧密的互利共赢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长效机制。

同时，要加强粤港澳三地金融监管合作，创新金融监管方式，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发展提供监管保障。一是创新灵活安全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确立三地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标准，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是组建大湾区金融综合监管合作理事会，建立大湾区金融监管统一协调沟通机制，保障三地金融系统及时安全。三是制定统一的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预警制度。完善粤港澳三地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等方面的监管合作和信息交流机制，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合作机制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机制。四是推进三地之间的监管数据共享，建立金融数据备灾中心，定期发布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指数，及时分析掌握大湾区金融发展的新进展，使金融更好地成为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

发展金融科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必须要有先进技术的支撑。为此，三地先要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API和SDK技术、区块链、数字货币、网络安全等技术发展，这些技术已经深刻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然后，携手推进金融与技术的融合，推进粤港澳金融协同发展。包括金融机构协同、金融市场对接、金融产品互认、金融基建互通、金融人才互动等。进一步推进粤港、粤澳电子签名互认，推动大湾区移动支付便利使用，推进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取消相互之间通信漫游和长途资费，实现免费高速无线在大湾区城市全覆盖。探索在线支付、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云闪付、银联闪付、银联二维码支付、刷脸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新技术的跨境运用。“深入推进跨境电子支票联合结算、跨境电子账单直接缴费、支付工具跨境使用等金融服务创新”。从技术层面上保障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发展的实现。

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是加强三地金融支付体系、清算和结算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等基础条件建设以及金融网络安全、金融监管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互通共享的征信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发展提供条件保障。二是推进银行进一步相互开放，三地银行业统一业务流程和业务标准，放开信用卡、储蓄卡办理条件，为三地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三是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逐步推进跨境结算、缴费、支付等“一卡通”服务，构建服务大湾区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流转的金融基础服务平台。四是大力发展特色金融。探索设立由三方控股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使之成为互联互通的跨境投融资平台，支持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与环保、金融与科技、教育与卫生、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探索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澳门证券交易所，发挥澳门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有利地位的优势，专注于债券融资服务、人民币离岸服务，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加快建设广东国际金融城，广东期货交易所，广东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金融贸易市场，建立大湾区“碳交易市场”，建设在岸、离岸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建设全球绿色金融中心区。加快推进深圳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发展和保险业创新发展。全面实现粤港澳资源要素市场的对接连通。

作者简介：王婧茹（1994-），女，广东金融学院教师，金融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