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宗伟：经济特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并带领全国人民艰辛探索，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以开创经济特区为滥觞，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为主要目标，以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为主要内容，在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外，又不断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书写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本”，给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规划蓝本和实践指引。

经济特区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内容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将不再是由相互竞争的工厂分别各自领导，而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统一有计划按比例组织生产，从而把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看作未来社会的首要规律。至于未来社会的财富形式，则不再以商品、货币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直接体现社会劳动的社会产品存在。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设想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同时以满足一定的基本社会条件为前提。遗憾的是，不论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还是建国初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探索，都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远景相去较远。这正如邓小平所讲的那样，“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在于没有科学地、正确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片面或僵化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特征。

在科学地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之外，邓小平还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初步设计。他认为，中国还处于生产力不发达，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综合国力同世界上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因此，经济建设除了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外，必须进行对外开放，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关起门来不可能搞好经济建设。中国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吸引国外投资，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优势等有机结合起来。怎样吸引国外投资发展自己？怎样了解世界并走向世界？邓小平认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 可以先从局部进行试验，逐步推开，从一个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做起, 要允许和鼓励这些地区和人民群众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就是创办经济特区的初心。

由此可以看出，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健康持续发展，党中央适时地做出了建设经济特区的重大决定。创办经济特区可以说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结晶。因此，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时指出，中国的试验式改革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都会提供某些经验借鉴，更是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二大正式向全党和全世界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带领中国人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此后，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九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党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行动的核心关键词，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奋勇前行的最大共识。随着经济特区成功经验在全国不断复制和推广，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了活力，并给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辟了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甚至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同时又希望坚持本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成功的发展模式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特区具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可复制样例，为解决全球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鲜活的经济特区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让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世界的东方屹立飘扬！

经济特区探索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为了把一个建立在“一穷二白”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党明确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但之后，由于党的中心工作发生重大偏离，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还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没有真正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适时地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指出，“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近代中国模仿“西方模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尝试“苏联模式”试图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深入剖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病，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重新规划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总目标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开启了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程。因此，“从中国的历史角度来说，从鸦片战争以后很多的领导人试图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但只有邓小平最后找到了这条路。”由此，从党的十二大开始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在每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聚焦和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

“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40年来，经济特区既始终坚持全面开放，秉持互利互惠的原则，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走自己的路”，强调“中国特色”和消化吸收，避免囫囵吞枣和邯郸学步，中国经济特区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开创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中国在保持同世界发达国家的深度互动交往中，现代化事业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党的十九大报告科学分析了我国处于新的发展历史方位的特点，响亮地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规律，科学规划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圆满回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奏响了引领新时代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新号角。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如何在新时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二者统一于实现中国梦；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统筹发展的现代化，其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对未来经济特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经济特区凝练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经验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结构有三个基本要素: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时，它就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到积极促进服务作用；反之，则会起到消极阻碍作用，进而会抑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不同国家、不同政党由于所秉持的理论和理念不同，其国家治理体系也不尽相同，治理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从实践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就比较强，社会经济发展就比较好，社会矛盾就比较缓和；而国家治理体系不健全，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就比较弱，往往就不能形成国家建设和发展所必需的向心力、凝聚力。长此以往，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停滞，社会稳定就会受到挑战，甚至出现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等严重后果。纵观当今世界，已经有相当多的国家和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上出现问题，造成惨痛下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从三权分立到五权宪法，中国到底适合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思考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黄炎培之间曾出现了著名的“窑洞对”，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是否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问题进行激烈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理政进行了积极探索。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较好地处理好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等问题，一度造成国家政治秩序的混乱，社会稳定也出现较大问题，严重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此可见，属于国家上层建筑范畴的社会制度、体制机制会对国家社会治理产生很大的反作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会影响和制约社会制度的构建。随着社会实践的变迁，旧有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必须通过自我完善和发展来适应时代的需要。时代转换，需要摒弃旧思维，树立新理念，破除旧模式，探索新的出路。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诸如“修昔底德陷阱”和“拉美现象”这样的发展漩涡。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水平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党把组织制度、领导制度等问题当作国家治理体系中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他还表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为此，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经济特区成立40年来，中央授权特区特殊的立法权，给予特区较大的经济活动自主权，有权制定、解释、修改有关特区的具体法令、条例和制度；有权直接处理特区建设和外商投资以及一切内外业务，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放权”“赋权”，经济特区作为渐进式体制改革放权的突破口与政府制度创新的“试错空间”，在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先行先试作用。基于经济特区治理经验，中国创造了既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实现了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稳定，这同世界上一些乱局丛生的地区和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事实雄辩地证明，国家治理体系没有可以照抄照搬的固定模板，只能从本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政府单一主体向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市场、社会和公民在内的多元主体的转变过程；是一个由传统的自上而下垂直管理向现代的相互交叉的综合管理的转变过程。这个体系需要经过长期的治理实践和渐进改革才能逐步完成。这正如邓小平所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精简的两个阶段划分，认为社会主义实践前半程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后半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不断去完善和发展，从而探索出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传统、现实国情和长期治理经验，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和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系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所以，有观点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深度调整，利益结构失衡和利益关系面临挑战，国家治理的任务会越来越艰巨。今后，经济特区要充分利用好、发挥好“特区立法权”的优势，坚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相结合，积极推进城市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在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方面，经济特区要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为抓手，运用大数据提升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做出更多的积极探索。

总之，40年经济特区建设发展所围绕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伟大创举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了活力，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内涵，同时也不断完善和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坚定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特色发展道路的信念。中国经济特区所肩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意义深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特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必将历久弥新，行稳致远，成为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示范区和世界先进城市建设发展标杆。

作者简介：蒋宗伟（1973-），男，汉族，河南南阳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