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争取国际话语权需回归理性

当前国内国际环境如何？4月18日至21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对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解析。

问：您提出放大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一个“南方共同市场”，可以深入阐释一下吗？

郑永年：我正在研究的“南方共同市场”，就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纳入海南岛、台湾岛，把福建省也包括进来，向外与RCEP经济圈联动。经济发展规模很重要，新加坡、香港自贸区能发展起来，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只是面向周边临近地区，而是面向整个世界。

我们现在国内的市场还是太分割，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的一些投资、贸易、土地规则都不统一。规则统一是经济体发展的必然，比如欧洲先是民族国家市场统一，然后才有欧盟。粤港澳大湾区也要形成统一的规则，否则可能会导致恶性竞争。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明，我们国家的市场很大，但在规则方面没有话语权，就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我们有那么多的互联网公司，出了国却都是应用欧美的规则，欧美善于把市场转化为规则。下一步中国与西方的竞争是规则之争，所以我们要从规则入手。大湾区处于内循环和外循环的交汇点，在这方面可以率先发力。内循环方面，要做好规则制度衔接；外循环方面，要使中国的规则国际化。先学习、接轨、容纳，然后再做加法，走向国际。

问：海南自贸港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定位是怎样的？将发挥出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海南自贸港是一个国家项目，是我们国家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试点。现在海南是我国唯一的自贸港，但并不是说以后也是唯一的，而是先把海南作为自贸港的试点，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复制推广，所以海南承担着一个国家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强调海南要对标世界上最先进的自贸港，向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的自贸港学习规划，这方面海南有后发优势。

现在海南的问题在于定位太多，做的太少，需要放低身段。虽然现在自贸港是国家项目，但政府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比如政府可以建机场，但决定不了航线，航线是经济总量决定的，经济总量越大航线越繁荣。现在海南搞自由贸易，经济体量太小，GDP不到全国的1%。所以海南需要有活跃的经济活动，需要有产业支撑。

怎么发展产业？这方面要向深圳学习。深圳以前是一个小渔村，设立经济特区为什么能成功？40年前，深圳的条件更差，但是敢闯、敢试、敢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杀出了一条血路”。现在海南也要大胆去先行先试，不要怕走弯路。当然近年来海南发展已经提速，但与新加坡、迪拜相比，经济活动还是不太多。深圳、浙江现在每年都吸引很多年轻人就业创业，海南也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就是怎么样改进和创造环境，让年轻人来自贸港创新创业。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我认为最高标准的规则并不等于好的规则，行之有效的规则才是好的规则。不要过于理想化，第一步发展还是要制定可以落地的规则。可以考虑引入香港的规则，因为香港的经验已经很成熟。不用担心海南自贸港和香港会发生冲突、形成竞争关系，海南与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利用湾区的辐射效应，发展起来可能会更省劲。

问：面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复杂变化，RCEP对亚太地区的经贸格局会产生哪些影响？

郑永年：RCEP的诞生是世界经济中心转向亚太地区的自然结果。在亚太地区，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日本第二，印度第三，东盟整个经济在崛起。所以可以估计，二战后世界经济中心在大西洋，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半世纪，经济中心都会在亚洲地区，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贸易规则制度化来说，亚洲地区走在后面。包括东北亚在内的经济体，实际上贸易不比欧盟和北美差，但制度化约束比较少。所以RCEP走出来亚洲地区经贸制度化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非常重要。

现在世界经贸秩序有没有持续？WTO会重新回归正常功能吗？我表示怀疑。尽管拜登跟特朗普的做法不一样，但美国推动的仍是所谓民主共同体，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美国的多边主义是意识形态的多边主义。RCEP形成的多边主义，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是利益发展的多边主义。RCEP是包容性的，成员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宗教文化、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利益发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更有利于亚太地区整合。

问：RCEP中的七个成员国同时也是CPTPP的成员国。这两种角色中，它们的作用究竟何在？

郑永年：我的观点比较悲观。现在各种声音都在说多边主义，但问题是怎么执行。中美之间经贸关系那么密切，但仍然遇到波折。地缘政治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1875—1914年，欧洲各国经贸往来非常密切，贸易依存度很高，那种条件下仍然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80年代开始，全球贸易高度发展，但今天也遇到问题。所以我认为全球的贸易自由化不见得能够继续走得下去。

RCEP的一些成员国也是CPTPP成员国，最近日本人为地加入了美国因素，还有美国的印太战略。如果美国按照现在的趋势持续下去，很容易把RCEP消化掉。在美国看来，RCEP是中国主导的体系，印度又没有加入，这对RCEP将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亚太地区一方面有经贸合作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又面临两条路线之争，即经贸路线和军事路线。如果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最终成为一个经济战略，那对RCEP相互竞争我觉得没有关系。但如果美国把印太往军事战略的方向发展，形成一个小北约，实际做成人口更多、经济规模更大的北约的话，那么RCEP的作用会被削弱。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怎么样去化解中美之间的军事竞争。

问：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力量，促进RCEP与CPTPP的融合？

郑永年：美国现在反华力量比较强大，比如拜登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峻挑战，对美国繁荣、经济安全、国家安全、民主、政治构成全方位挑战。布林肯说该合作的地方合作，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该对抗的地方对抗。

根据我的观察，二战后以美国为主的世界经济体制模型，是美国这一最大市场向欧洲开放、向日本亚洲四小龙开放，这样形成的。亚洲要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中国的作用很重要。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增速很快，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不可避免。中国也是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到了一个阶段，就是可以实行单边开放政策，会比美国做的更好，美国是对等开放。

实际上在东盟10+1里面，中国对一些国家已经是单边开放。现在是开放的领域不够多，开放程度也不足。无论中国开放哪一个领域，都可以改变世界资本的流向。比如近两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有数据统计两年内有六千亿美元流入中国资本市场，去年前十个月有两千亿美元流入中国。中国的深度开放能够改变整个亚洲格局。所以，中国要求美国做好事情比较难，不如自己动手去做。

问：台海会不会出现危机？您怎么看中美关系的走向？

郑永年：首先，中美关系并不是一个好与坏的关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讲“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这是当时的判断。现在很难简单用好坏来判断。还是要看具体往哪个方向发展。过去40年，中美合作空间很大，两个经济体越来越紧密。1914年有同一个文明、同样政治制度的欧洲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战争，更不用说中美之间。当然，东盟国家之间有不同的宗教和制度，也保持了相对和平。中美关系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在是美国自己出了问题，中美关系是其牺牲品。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我们没有退让空间。以前说台湾海峡要保持现状，有一个基础是中美对此达成了共识。现在对台湾问题中美没有共识。美国人为地不断升高对台交往等级，特朗普这样做可以说是毫无理性、没有思考的，但拜登政府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来对付你，在这方面大家不要有任何幻想。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只能说统一的方式可以考虑，但是没有独立的方式，独立肯定意味着战争。实际上我们没有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现在针对台湾问题大家已经在讨论怎样减少损失和牺牲。所以这段时间需要密切观察。

问：最近美国审议“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其中很大篇幅是针对中国。您觉得中国的处境是否是越来越被孤立？

郑永年：美国这几年出了很多报告都是针对中国，战略竞争法只是其中一个。美国在做的已经不是“阴谋”了，而是“阳谋”，只是我们还没适应。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压力，我们也应该像美国那样，踏踏实实地做针对性的前瞻研究。

有些声音认为我们被孤立，事实上不对。尤其是新冠疫情后，我们提供了很多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实际行动增进了与很多国家的友谊。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行动上得的好感分不要被嘴巴消费了，不要帮美国做统一战线。

所谓的制度之争造成中美双方相互被妖魔化。很多批评可以针对具体问题，不要提高到总体政治制度。如何改进我们口头的话语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实践上我们其实做的很好，我去新疆考察，有些方面美国自己也做不到的。我们不要把规则看成是西方的东西，我们也有我们的规则，可以从规则上跟西方竞争。争取国际话语权，还是要回归客观，回归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