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少当时的政治精英都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政体是最先进的一种政治体制。比如，孙中山早年就曾想效仿西方实行议会民主和多党竞争。因此民国初年涌现出一批政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曾出现了3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但是经过实践证明，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

观察一个政党，需要研究其背后的主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都只是昙花一现，无法根植在这片土地上。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偶然。在我看来，社会主义主张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平等、公正等理念是高度契合的，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社会主义大旗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延续发展。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为拥有9000余万名党员的大党，并在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保持长期执政。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能长期执政，背后有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使命型政党。传统的农民革命是为改朝换代，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则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来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改变中国的一个手段。这与西方的政党相比有显著区别。试想，一个政党一旦为了执政而执政，民主制度不管形式上多完备，实际成效都只能大打折扣，最终避免不了衰落甚至解体的命运。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100年来，随着党员群体的扩大，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定的政策总能充分有效地反映人民意志。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又都会进行相应总结，并做好对新使命的规划。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具有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

第二，通过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的安排，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基于人民基础之上的开放型政党，社会上各种先进代表和精英人物，都可以申请加入，这使得它没有沦为少数人的精英党。

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我认为可以用“开放”两个字来概括。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分层、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下，利益也趋于多元化。在中国，人大、政协系统以及社会组织的系统，为各个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提供了平台。通过不同的决策过程，各社会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可以进入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通过政治协商来调节与平衡。通过这套开放的政治体系，中国共产党有效统合了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能够代表各种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

中国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过去200多年来，现代化似乎成为西方经验和“西方化”的代名词，但中国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其他国家有何启示？中国模式并非要取代“西方模式”，只是意味着可以成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独立后，照搬西方模式多年却未能取得预期成功。这些国家要么迟迟发展不起来，要么在实现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成就后，对西方国家产生严重依赖，失去了自主性。比如，拉美国家形成了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成为所谓的美国“后院”。

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一个学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向西方国家学习，但不照搬西方，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选择地学。据我观察，在摸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两对关系，即西方性与中国性、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过去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其实不然。中国现代化应当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中国学习西方不是为把自己变成西方，而是使得自己的制度变得更好。比如今天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则，实质是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体制是一种“制内市场”，即市场必须遵守制度规则。

“中国奇迹”源于稳定与发展的动态平衡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的奇迹。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同时推动中国实现了三个“可持续”，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发展成就。

首先是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有效克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避免了经济动荡。2019年和2020年，中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

其次是实现可持续的社会稳定。中国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基本秩序的持续稳定。其实，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并非正相关关系。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提出了“托克维尔难题”——社会不稳定可能来自于经济不发展，但如果发展过程中把握不好，社会也会趋于不稳定。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作为双刃剑，在给中国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催生贫富差异、社会分化，造成一些负面效应。中国为何能在快速发展中保持长治久安？因为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时因势进行各种形式的干预。比如，中共十八大以来，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份“脱贫答卷”并非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而是政府推动的结果。

纵观人类历史，既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又保持可持续的社会稳定，是并不多见的。中国能实现稳定与发展的动态平衡，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提供了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与领导主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中国政治体制还有很多特有的制度优势，比如中国减贫行动中的对口帮扶机制。在很多国家，中央政府并没有这种协调能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仍然需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创造新制度优势，释放新治理效能，继续为国家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制度支撑，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升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