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磊:深圳经验与中国道路


“观今宜鉴古 无古不成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全党要学习“四史”。其中,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深圳等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实践,创造了伟大奇迹,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认识。”


道路探索是贯穿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主线


近代以来,为了寻求国家与民族的强大、繁荣,无数政党团体和志士仁人都在进行道路探索。1921年,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以首创、奋斗、奉献的“红船精神” 团结带领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道路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斗争中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在新中国30年的道路探索中,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保证了国家安全。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七十年代末,国际国内环境发生巨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实现发展,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必须使党和国家重新回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轨道上。1980年8月,经济特区设立。从那时起,在党的领导下,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据新的实践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前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的四十年特区实践


发生在40多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危机倒逼的结果。七十年代末,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社会秩序破坏殆尽,国民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党和国家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邓小平同志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此时的中国急需一场变革来扭转局面,但这场变革极其艰难,不同于五十年代,我们以苏联为师,更不同于九十年代开放之后,我们以全球先进发达的国家为师,这场变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摸着石头过河”,有着极高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共产党人拿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于试错和“杀出一条血路”。


而40年前,在深圳画下的一个“圈”也是危机倒逼的结果。主要缘于深圳的地理与资源危机以及深圳的政治困境:深圳东西狭长,可利用土地少,山地占据整个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且大部分地区丘陵密布土质疏松,加上本土没有内陆河,使得深圳不具备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沿海的渔民即使终日劳作也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加之“文革”时期大批青年人下乡,贫瘠的土地无法供养如此多张吃饭的嘴。为了生存,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对岸的香港。


70年代末,香港繁荣富裕,对沿海形成极大的吸引力使得偷渡逃港成为风潮。从上世纪50年代起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从深圳偷渡的人数累计超过了56万之多!给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逃港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也使得改革开放试验点的选取思路发生改变:把“试验田”放在偏僻的东南沿海,即使改革不成功也不会对全国的局势产生影响。由此,“画圈”开始提笔。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他的《变革中国》里所言“整个中国所有的突破,都是在最边缘的部分实现的。”


“画圈”之后,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党中央、国务院都给予了深圳极大的支持和关注,并在改革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和重大历史进程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非凡的气魄带领深圳人民不断将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先行先试的初期,深圳从经济领域入手,搞农业创汇,满足农民的温饱从而逐步解决逃港问题。之后,深圳抓住了八十年代全球产业大转移的机会和毗邻香港的优势,引进外资,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的产业模式,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使得深圳迅速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大踏步地迈向城市化建设。然而筹措城市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困难重重。国家没有钱,省里没有钱,由于历史与政治原因,境外对投资中国举棋不定。


为了高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深圳解放思想,在体制内敏感、艰难的三大领域勇做尝试,分别是:金融领域、国企改革、土地流转。


一系列尝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却招致了种种批评,引发了“姓资”还是“姓社”的大争论以及“深圳失败论”。对于深圳发生的一切,小平同志非常关注。1984年春节前夕,他南下广东,视察深圳特区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特区的路子走对了,开放政策是放而不是收。回到北京后,小平同志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一决策的实施,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多层次、由外向内逐步推进的新格局。


1992年小平同志再次来到深圳,进行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在谈话中,他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理直气壮地扛了起来,中国人民迎来了春天的故事。


凭借着东风,深圳迈开脚步,大胆地探索,尊重基本市场规律,不断营造适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在政策上,推出系列举措,最大程度地保护创业者利益,降低创业者风险。大量的民营企业由此应运而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发展。随着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不断涌现,党建工作走向了一个新领域——两新党建。这一新型的基层党组织在特区建设中不断丰富和壮大,并在后来的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产业发展模式上,深圳因地制宜,创造了以内生的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成长模式。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奋斗,深圳在90年代末,经济发展超越天津,进入全国前四名,从此之后,“北上广深”的一线格局正式形成。


然而,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场改革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南方谈话”之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但深圳却迎来了强大的挑战:80年代到90年代,深圳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的核心是成本,只要土地、资源、劳动力足够低廉就有不错的利润空间。放眼全国,比深圳地盘大,低价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多的是,深圳靠什么竞争,拿什么生存?伴随着全国的竞争,广东省内的二三线城市也对深圳展开“围堵”。特别是北部的东莞,面积将近深圳的三倍且地势平坦,土地开发成本低廉,一时间,吸引了众多港资、台资企业弃深北上。2001年东莞的人口规模与深圳持平。对于这一危险信号,深圳再也坐不住了。在市委市政府的会议上,领导干部们大声疾呼“……不用说广州,要不了多久,有人预测东莞有可能与深圳并驾齐驱”。与此同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深圳刚刚起步的互联网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随着资本避险性的抽离,深圳的互联网业发展举步维艰。最低谷期,资金链断裂的腾讯曾以60万的价格寻求收购,竟然无人接盘。雪上加霜的是,随着深圳经济的急剧下滑,国内经济界和学界提出了“取消深圳特区”,光明日报更是对深圳发出了《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的质疑。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取消深圳”的呼声达到了高点。


承受着强烈冲击的深圳,此时的内部发展走向绝境。经过二十多年高耗能的低端产业发展,深圳资源耗尽,出现了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都走到了尽头。尽管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深圳的经济却依旧“两头在外”,资金和技术仍控制在港台企业手中。彼时的深圳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最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吸引不了高端人才,也留不住高端人才,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


千禧年初,深圳企业家们几乎集体进入了至暗时刻。随着1997年金融风暴的波及,传统企业的外贸订单大量减少,而国内区域间的竞争对本地制造业的冲击,导致深圳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和资金链不断收紧。新的形势逼问深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2005年1月,深圳三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直面深圳的困境,自揭家底,实事求是地提出经济转型的发展路径:摒弃高耗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步倒逼制造业升级,引入科技创新产业。会议还指出,如果说八九十年代,深圳承接的是包括香港在内的,全球低端制造业,那么这次转型就是要把国际上高端制造业以及最新的科技还有金融服务全部学到手。未来的深圳要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腾出空间,腾出资源推动高新技术企业一家独大,做科技创新领域的单打冠军。


自2005年起,深圳不断开拓创新,杀出传统产业的红海大步迈向科技创新的蓝海。在这场艰难的自我变革中,市区各级政府,国有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小微企业,在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精心积累,产生蝶变。在深圳,经济最活跃的地方,就是党建最有力的阵地。在科技最前沿的深圳湾提出了“跟党一起创业”的理念,走出一条“党建孵化+产业孵化”党建创新之路,成功打造出高科技、创新型、民营企业党建新高地。在党组织的引领下,以微信等先进科技为代表的科创团队,攻关小组都能看到党员的身影,实现了“党员是骨干,骨干是党员”。2013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突破领域,大举进军传统行业,并在互联网、柔性材料、无人机、半导体等领域成为全球的领跑者,深圳从此一跃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之城。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圳再次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2018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做出重要批示“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赋予了深圳新的目标定位。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如何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进行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至此,大潮再度起珠江,深圳从过去40年的“对内示范”转变到“面向全球示范”。用建设先行示范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向世界响亮宣告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经验总结


首先,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始终保持经济特区建设的正确方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正如央广网所总结:自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深圳各级党政领导头脑非常清醒,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深圳要建立的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虽然深圳在经济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但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的自由地带,要使深圳经济特区顺利发展,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正是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才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才有了特区今天这样的局面。


其次,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和先人一步的开放意识是深圳经验的写照。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深圳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敢为人先,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同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竞争力。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积极赢得主动权。


在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中,经济特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打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不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与此同时,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在道路探索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发挥双区驱动作用,勇于担当,为全国进一步的发展做贡献。


回望过往,中国道路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照,革命先驱们和国家建设者们的弄潮之举,每一步都充满开拓的勇气。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分说明中国道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套用,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简单模仿,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国情和历史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才开创和发展起来的。


探索必然还会有风险,也必然还会有挑战,征途漫漫,唯有奋斗。



作者简介:陈磊(1971-),女,山西人,我刊学术委员会委员,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特聘研究员,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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