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下一步改革主要是顶层设计


“中国永远不会产生特朗普这样的人。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选票,你就是领袖。但如果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进入中南海,他如何治理整个国家?这就是中国所说的贤能政治。中国的政治体系向社会许多阶层开放,这非常重要。”


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教授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停止了吗?》为题演讲,视频在各大平台播出,引发海外观众广泛讨论。这是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社联合策划制作的“读懂中国”主题系列演讲,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以及回击西方世界抹黑、唱衰中国政治制度、政治改革的论调。


在演讲中,郑永年回顾,1981年他进入北京大学时,中国的人均GDP不足300美元;但四十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


“四十年里,中国使接近8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郑永年说,中国下个阶段直到2035年的发展文件提出,要让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越来越大。没有哪个政党关注2035年,没有哪个政党关注2050年。只有少数政党做到了,比如中国共产党。  


如何让世界真正读懂中国?如何看待两岸关系、中美关系?近期中国整顿教培、房地产等几大行业,意欲何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动向如何?日前,郑永年接受专访,一一作出解答。


以下是采访的内容:

问:早前西方国家出现了“妖魔化”中国的论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近几年这种情况是否有改善或者好转?


郑永年:我觉得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是分类型的,反华只是少数派,国外大部分人不了解中国是正常的。对于别人的不了解,我们也不要抱怨,这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让别人慢慢认识和理解你。


近代以后,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西方,比如翻译西方大量的著作。近些年来,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大,就连中国人吃什么、不吃什么、吃多少,也会影响到世界粮食的价格。西方开始主动想了解中国,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对中国走向世界也有好处。


不过很多也只是以旅游者的身份,了解到的也是比较表象的东西。就像我们了解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也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去了解。但站在外交政策层面,表层的了解是不够的。


不过,哪怕现在别人对中国还存在误解,我们也应该对大多数人保持宽容。不要因为别人有错误的看法,就互相“妖魔化”,这是不好的。另一方面,我想提醒国内的同仁,西方“妖魔化”中国是少部分人,而且“妖魔化”中国是刚刚开始,不是终结,情况不会好转,反而会恶化。


西方在近代以来,从意识形态上,有过几次大“围堵”。第一次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围堵”,直到西方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以后才逐渐瓦解。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又“围堵”凯恩斯主义,因为它强调国家干预。


第二次“围堵”是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到美苏冷战,这是针对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围堵”。


第三次“围堵”是针对中国,因为我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既要发展又要保持独立,树立了另一种现代化国家发展路径。面对这样一种独立的体制,大家要有深刻的认识,未来的挑战依然巨大,不要幻想敌对的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瓦解的迹象。


问: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和理解中国,您认为有哪些可以做的?


郑永年:我们如何来回答问题,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看苏联为什么在这方面打了败仗,我认为西方用意识形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意识形态去回击它。我一直坚持说,要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因为中国的故事,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故事,都是人类经济史上、社会史上的奇迹。如何读懂中国?西方少部分人“妖魔化”中国的时候,我们要面向的解释对象不是这少部分人,而是西方的大多数人。


如果西方少部分人“妖魔化”中国,我们也用意识形态去“妖魔化”西方国家的话,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的意识形态当中。所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回归基本事实,把中国的故事真正讲好。


我一直反对互相“妖魔化”的,要跟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人形成对话的形式,只有在对话过程中才能讲好我们的故事。


问:最近关于大陆跟台湾的两岸关系讨论热烈,大家也有比较多的猜测,您如何看待两岸关系?


郑永年:首先两岸问题确实是个问题,祖国统一大业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只是时间的问题,也就是,不是说台湾要不要统一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的问题。


美国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打赢中国,因为祖国的统一代表了我们14亿人的全民族意志,而美国只是在维持霸权。我觉得大家猜想没有必要,从我个人想法来说,台湾问题解决越早越好。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要跟美国人斗气,我们思考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也是台湾人民的最大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说在台湾问题上谁输谁赢的问题。


问:怎么看待现如今的中美关系?


郑永年: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不是比较哪一个国家更封闭,而是竞赛哪一个国家更开放,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那个更加开放的国家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放眼看,中国在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实际上都在加快开放,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一个开放的中国。尽管我国的中产阶层的比例只在30%左右,但4亿中产就相当于美国整个国家的总人口。没有一个企业会放弃中国这块蛋糕。


况且我国的中产阶级还在成长,“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让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各大评估机构也在评估,到了2035年,我国的中产阶级或将达到6-7亿人,甚至高达8亿人。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开放、最强大的经济体。所以我们的自信要来自实践经验,不要用意识形态去看问题。


问:近年来国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结合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和我国的“十四五”规划,您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层面的改革和企业的改革着力点在哪些方面?


郑永年:这也是我最近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将如何改革?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的改革跟十八大之前不一样,其中主要的一点是要顶层设计。


明年即将召开党的二十大,整个顶层设计还会继续。中国那么大的国家,改革要统筹进行,不能零敲碎打。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动力很足,穷则思变,当时大家很“饿”,非常努力往前跑,现在改革40年了,有的人吃得很胖,走不动了,也就是既得利益已经产生。要平衡既得利益,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


但抓手呢,谁来改革?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两个改革主体,一个是地方政府,另一个就是企业。最好的顶层设计做好了,谁来做?就要他们来做。接下来也就是说,这两个主体怎么改革的问题。


一方面,我认为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到了十八大,大部制改革基本完成。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怎么形成?要结合现在提出来的“共同富裕”。


按照我的预测,“共同富裕”会成为第二个百年、也就是党的二十大主题词之一,其中一个重要议程。我们要结合“共同富裕”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我观察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必须通过最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为市场发挥主体性作用创造条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需要协调好行政体制。


我们总是说自己是小市民,还真的是小市民,因为我国的统筹是以城市为基础的。我居住在深圳,到了广州,我啥也不是。统筹是非常重要的,统筹主要针对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几大领域,要是做好了,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如果做不好,中产阶层也得不到制度性的保障。  


再看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到了什么程度?过了一条马路,深圳的房价跟惠州的房价相差好几倍,这是因为行政分割。所谓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实际上是人为的,是行政建制造成的,要促进城市的公平发展,必须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进行。


另一个改革主体是企业。这段时间对教培、房地产等几大行业整顿,是为了反垄断,强调发展中小型企业,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垄断无助于科技发展,无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反垄断。我国反垄断之余,还要思考,民营企业怎么发展?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国有民营互动的企业,这三种类型的企业怎么改革?现在光反垄断还是不够,怎样营造有利于中小型企业健康发展的生存环境,金融改革怎么进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等,都是执政党进入第二个百年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成就是巨大的,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持续的发展,不是靠垄断,也不是靠“割韭菜”就能割成的,只能来自改革。所以改革还是要务,发展还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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