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拜登对华政策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思考

一、拜登政府对华合作的一面将有所提升

乔·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如何？我们首先可以从他及其核心内阁成员的重要演讲、撰文的政策主张中管窥一二。

乔·拜登曾是对华接触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政策，曾在1979年中美建交同年随美国参议员代表团访华，作为副总统又于2011年和2013年两度访华，并在期间表示“一个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和整个世界都具有积极意义”。

拜登上台后内外问题不少，进一步恶化与中国的合作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而加强与中国在拥有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不仅能消减中美交恶对美国的反噬效应，还能够及时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拜登任命华裔戴琦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读为其希望加强与中国合作发出的信号。

二、中美结构性矛盾决定美国对华压制策略将长期存在

1.大国博弈格局下的摩擦不会快速消退

大国综合国力变化在一定背景和环境下会带来国际权利格局、安全合作框架的变化和利益链的调整，这些调整和变化有时会产生摩擦和矛盾，很多时候表现在大国关系的动荡和重新定位。中国多年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不断超越西方老牌发达国家。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国内既得利益阶层就表现出较大不适应，在中日交往中制造各种矛盾纷争，经过多年调整和适应，中日关系才重新稳定下来。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国内统治精英和既得利益阶层开始讨论调整对华政策，应对中国崛起，保住美国的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乔·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迎来了调整和回归稳定的良机。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约瑟夫·拜登，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时，提出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在美国国内政治分化严重的情况下，美国的对华鹰派、美国既得利益阶层对霸权的追求，对中国的压制将是一个掣肘中美关系发展的较长期因素，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2.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演进路径打破了西方主导的产业链利益链格局

工业化以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和地区长期主导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位置。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依靠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比较优势起步，逐步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比较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转型。中国在高质量发展中需要推进产业现代化，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和主要方向。中国产业格局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态势必然冲击到国际产业分工中西方占优势地位的传统利益结构，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关产业和阶层不同程度的反弹，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朝中国涌来。而世界产业链、价值链的重组和利益协调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

拜登曾公开明确在科技发展领域表达过对中国的不满，称“中国政府和其他由国家主导的行为体正在攻击美国的创造力”，并称会对中国企业实施新的制裁。拜登2020年年初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的那篇外交政策长文中明确表明，美国对华将采取强硬措施，不让中国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发展。他批评称，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凌乱而无效的”，而他将采取“协调并有效的策略”。

3.美国政客热衷于对华强硬以转移其国内矛盾

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阶层日益对立，政治诉求极化，政治对立升级。政治人物热衷于向国外转嫁矛盾。具体到中国，白宫前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威廉姆斯称,“对中国强硬是使美国这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团结起来的原因。我们在政治上是两极化的，但在中国问题上，我们不存在两极化。”

拜登称，与美国盟友建立“统一战线”是应对“中国威胁”最为有效的方式，美国将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的规则。拜登任命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公开鼓吹美国可以通过利用同盟来反击中国，并将此视作“未来几十年制衡中国的唯一机会”。拜登担心中国利用科技来加强国家的控制，“世界分成技术民主和技术独裁”，试图将科技之争引入意识形态因素，加强联合西方国家应对中国的态势。美国国内部分行业和阶层保护主义的诉求、社会上长期形成的对华偏见再加上政党竞争的催化，导致美国内政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掣肘美国对华合作的展开。

美国与其盟国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但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具有一致性，都面临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冲击，因此在一些方面是能够找到联合施压中国的交集的。

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突围路径

1.粤港澳大湾区是美国对中国先进产业围堵的重点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强的地区之一。港澳现代服务业发达，是国际金融、贸易、物流、会展、休闲中心。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率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切入全球竞争，奠定经济基础，又率先向技术密集型高端制造业转型，既培育了一批规模大、竞争力强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也诞生了一些初具国际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基地之一。特朗普当政时期，粤港澳地区的传统产业因为对发达国家产业的承接作用和所谓转移美国“岗位”的效应而被特朗普民粹式地大加批判；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最先遭遇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围堵，是中国触动他们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的主要地区之一。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可能放任粤港澳大湾区轻松超越纽约、旧金山两大湾区。

2.突围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要坚守一国、优化两制，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厚植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支撑力，挖掘大湾区内循环潜力，发挥对国内大循环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扩大开放、合作共赢的产业共同体理念消解经贸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逆全球化的冲击。

①建立和完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引领科技自立自强内循环高质量发展。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资源，加速打通创新的体制、市场堵点痛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要素虽互补性非常强，但广东与香港、澳门在创新产业服务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影响着粤港澳科技合作的快速推进。

②提升对国际高端要素的聚集能力，打造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高端要素聚集与产业化平台。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主要基地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的主要源泉，更大程度发挥对高端要素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将大湾区建成国际产业、资本、创新要素顺畅进入，分享我国经济开放发展红利的主要桥梁和我国创新产业技术“走出去”贡献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通道。

③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化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开放、可靠、共赢的全球创新科技与产业共同体合作生态。避免存量博弈、利益冲突带来的动荡与摩擦，与全球科技产业界共同做大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产业化蛋糕，建立相互开放、休戚与共、互补共赢的科技产业共同体合作生态。

④推动建立开放、透明、包容的创新科技产业行业标准,防止经贸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这类创新科技产业涉及隐私数据处理、公共管理与个人隐私的关系等相对敏感话题，容易被美国个别敌视中国的政客、利益集团及其西方盟友利用来阻遏中国相关产业参与国际竞争。

作者简介：

左晓安（1972-），男，汉族，湖南岳阳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港澳台政治经济与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