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谈谈近期宏观经济走势的四个问题

樊纲：近期的宏观经济走势确实不乐观，下行压力比较大。昨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说“需求萎缩，供给冲击、预期不稳”。三季度GDP增长只有4.9，低于5。现在人们预期四季度比这个还会要低。为什么低呢？还是因为国内市场不振。

国内的投资按两年平均增速算只有3.8%的增长速度。这个其实还可以理解，因为投资从来是比较波动的。但是比较令人受震动的数字是什么呢？消费需求两年平均下来只有3.9%的增长。当然，我们服务类消费受疫情影响确实比较低迷。但是，历来这个数字没有降那么低，从来是7%到9%这个水平，而且现在到了3.9%。

情况比较好的当然是出口。这个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总是说中美脱钩，结果现在美国对我们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大，我们对它的贸易顺差比任何时候都大。所谓三驾马车，其实还真就是出口需求拉动着我们的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不会终结。疫情的这个表现恰恰说明了我们需要全球化，世界各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些地方还可以继续生产，那么整个国际市场的需求还能有保障，还能有供给的支撑。

现在，通货膨胀也成了问题，有些地方、有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昨天的数字显示美国上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是同比7%，原来预期百分之6，结果是7%，应该说是近些年来历史最高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供给侧，包括从中国运去的东西在港口拥堵。全球供应链以及美国的生产供不上。发了那么多工资，发了那么多钱，发了那么多债，结果都转化成需求，那这个需求没有供给的支撑，就导致了现在的通货膨胀。

对于我们来讲，消费品通货膨胀当然现在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上游产品的生产者价格指数高企。煤炭价格现在下来了，钢材的价格现在也下来了，但是一系列的大宗商品价格仍然高涨，仍然处在高位。那今后怎么消化呢？在哪个环节上，或者在每一个环节上能不能消化掉一部分成本？

问题二：增长放缓的原因是什么？

樊纲：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当然就是疫情，这个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新冠病毒的变异会产生什么后果、世界的防疫会有什么变化等等。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停电，因为控制能源消耗结果导致了拉闸限电。但是应该说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和过去我们的体制有关，煤和电的价格不能联动，煤涨价，电不能涨价，结果导致发电厂不愿意发电，三台机组说两台机组要大修。它多发电就多亏损，所以它就少发电，这是一个体制问题。

第二方面是政策问题，也就是关于低碳和控制能源消耗。能源消耗的总量控制是我们十四五规划当中少有的几个强制性指令性指标。这个指标过去我们也控制了，但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以前一般到了第四季度或者年底的时候，有的地方会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浙江去年就有这个情况。

今年为什么三季度就来做这个事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因为出口的增长确实耗电多了点。另一方面，我们今年有关部门加大了监管这个指标的力度。为什么加大了力度？因为去年年底我们中国领导人向世界承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这个碳目标是巴黎协议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各国自主决定减排的贡献。自主决定就说明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了，这就变成了国内政治。以前都是国际政治，我们要求发展权，要求不同的国家之间要有共同的、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这是国际政治问题。现在它已经是国内政治问题了，你就可以看到各个部门加大对这个指标的管控。我们没有直接的碳的指标，但是有能源指标。昨天公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注意到：“尽快把能源的双控指标转变成为碳的双控指标。”

第三大因素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事情确实引起了市场的很大的震动，而且使得大家的投资信心以及市场的走势产生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房地产投资在很多地方都有比较大的下滑。

我同意央行说的：“房地产市场没有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说的是普遍性的风险。如果我们现在房地产普遍是过热，普遍的价格高涨，普遍的有很多的投机性的东西，那这时候就面临着泡沫破裂的风险，整个金融体制会受到冲击，这会是一个大的经济的波动。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从12年开始，再往后说点14年就开始限购，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打压房地产的泡沫，挤房地产的泡沫。这个调整实际上是逐步在实现，而不是泡沫一个劲地往上拱，像当年美国和日本的房地产市场，那时候才有系统性的风险，才会一旦破了整个崩盘，我们应该说没有这个系统性风险。

但是我们有其他两种风险，一种叫做结构性风险，大城市和小城市，也就是现在人口流入城市和人口流出城市的关系。房地产市场的两极分化，导致了一些中小的、人口流出的城市房地产库存积压。我们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说的那个库存不是工业企业的库存，而是房地产的库存。那时候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现在这个问题继续在。

这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如果有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集团性的公司，他在全国各地都有项目，然后有项目在这些人口流出的城市里，房子盖完了卖不出去，就使得它的现金流发生问题，那就可能导致崩盘的情况。这个事情还继续在发生，你仔细看看现在这些爆雷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些结构性风险。

还有一种就是企业性风险，这是比较独特的。有些企业卖房子挣了几个钱就以为自己在哪儿都可以赚钱，对市场缺乏敬畏之心。而且不是一两个企业，在房地产之外，还有一些企业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结果过高的杠杆率和负债率，就导致了公司出问题，然后就出现上游下游供应链以及资金链的破裂。

问题三：如何应对目前的风险？

樊纲：像这些风险确实应该及时地加以处理，在处理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一些冲击。昨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里面，一方面是讲资本不要野蛮生长，另一方面讲到了对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城市现在的价格还要涨，因为他们房子还不够，有的城市房子卖不出去。

当然了，这个会议的报告里边还说要控制各种政策出台，特别是有收缩效应的政策的出台时间。过去我们出现过这种情况，各个部门都出台有着收缩效应的政策，同时叠加在一块，结果就引发了某种共振。三季度就是典型的情况，各种因素加在一块，比如教育辅导、反垄断等等。而且共同富裕也引起了很多误解。昨天这个会议报告里面对共同富裕又有了新的说法和回答。共同富裕要使各种所有制的企业竞相发展，这是昨天晚上的新的词儿：“各种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

我个人对共同富裕的看法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一次分配，是先富带后富，是创造就业是产品创造力，然后有适当的二次分配、社会保障等。我不建议在讲共同富裕的时候，过分强调三次分配，三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也就是慈善。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创造就业，把企业做好，不亏损、不倒闭、不爆雷、不跑路，这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你做好了这个，先富带能带动后富，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就业，获得更好的收入。

昨天从政府的公报上也可以看到，政府一定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拖住经济，不让经济再继续下滑，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相信明年的财政政策的力度会逐步加大，今年的财政情况非常好，今年有了1.8万亿的未支出财政收入，也就是说还没有按照计划支出的，这都可以转到明年去。今年的赤字率实际上比以前还低，那么就为明年的经济刺激政策留下了更大的空间。我个人相对乐观一点，明年的一季度或者二季度也许会出现拐点。拐点就是说今年四季度可能还会向下一点，但是明年的一季度或二季度，我们能够回到接近或者符合潜在增长率的发展水平。

问题四：目前营商环境发生了什么改变？

樊纲：我们北京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企会做了一个多年的合作研究，出版了《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20年的报告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2006年就做过，2006、2008、2010我们都做过，后来中间断了一段。通过我们各方面的努力吧，包括我们企业家，包括我们各种商会，也包括我们学界的共同参与，应该说这些年企业经营环境还是有所改善。我们接下去还要继续做，继续跟踪各地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趋势。

2020年的企业经营环境报告，由8个方面的指标来加以反映。这8个指数分别是：1.政策的公开、公平、公正；2.行政干预和政府廉洁效率；3.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4.企业的税费负担；5.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6.人力资源供应；7.基础设施条件；8.市场环境和中介服务。每个方面都有一些分值，通过1到5的评分，最高分是5，最低分是1，这样来给出一个数量的指标。

总的来看，近年来我国的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19年全国总指数评分是3.63，比2016年有小幅度的提高，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6个总指数评分有所提高。

营商环境在最近几年改善比较明显的方面是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在疫情期间，应该说我们还是使得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一定改善，加上资本市场的也有一些发展。另外，在人力资源供应、行政干预和政府廉洁效率以及市场环境和中介服务三个方面也有所改善。这些改善都是提高了0.15以上，这对一个年度的指数来讲，已经是不小的改进了。

那么也有下降的方面，企业的税费负担是有所恶化的，政策的公开、公平、公正方面也是。现在对企业来讲，很多政策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或者执行力度大小的问题，而在于不透明不公开。有时候你不知道他要在哪个方面来监管，不知道哪个方面政府更重视，你甚至不知道哪个部门要管哪个事情。这个问题最近比较突出的是互联网，也就是我们的新经济部门。新经济部分确实也比较难管，全世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扎克伯格他也受到美国的监管部门反复地拷问。

另外，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方面的评分没有改善。按说基础设施条件方面，中国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的地方倒感觉有小幅下降，这个是需要认真分析的。

从各地区的排名来讲，2019年的指数里，前10位的分别是上海、江苏、广东、福建、浙江、重庆、山东、湖北、北京、江西。那么排名较低的省份主要都是西部一些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