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第三次开放需要规则制定权

西方国家本身内部治理做得不好，就是因为所谓的民主化。西方早期的治理相对有效，因为那时他们的政府比较强大；现在在新自由主义的干预下，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且政府干预社会生活也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欧美政府实际上只能袖手旁观。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什么政体，统治阶层和精英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当统治阶层和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希望了。西方现在为什么堕落？就是因为统治阶层和精英堕落了。他们自己管理不好社会，对民众没法负责，就想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比如所谓的“民主峰会”。西方民主的危机明明来自于内部，民主质量的恶化跟中俄没有关系，但他们偏要推给中俄。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外化，最终仍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反倒让问题更加恶化。

西方国家对于本国的疫情很难做出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但这次对于南部非洲国家的断航却非常快速且决绝。至于是否是地域歧视，西方一直在说地缘政治是他们提出来的，而所谓的地缘政治，说难听点就是地域歧视——对自己来说重要的地区，就非常重视；不重要的地域，发生什么都不管。这其实也反映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种族偏见，只不过现在因为政治正确，这种话不能明说，实际上他们还是在进行的。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近来在电视讲话中提到，疫苗不平等不仅使那些没有获得疫苗的国家付出代价，也威胁到全球抗疫努力。而妨碍疫苗公平分配的主要障碍是大国的责任问题。治理“国际公共的恶”（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大国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相关生产要素几乎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小国家是没有能力、知识和技术的，只能坐着等死。

但恰恰在大国责任这个问题上，大国又表现得那么自私，除了中国——习主席刚刚又答应，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当下的疫苗生产能力实际上可以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只是有些大国过于自私，或受既得利益者的垄断影响，于是小国家就发生了这种非常悲惨的情况。

目前我们不仅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经济复苏也正面临非传统挑战。我觉得论坛的主题提得很好——“多边主义2.0版”。近几年我们就多边主义问题与西方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西方的多边主义是针对中国、俄罗斯等第三方的，美国的盟友被我们称为“团团伙伙”。而我们的2.0版本有三个特点：一是多边的；二是针对问题（issue），像上合、金砖国家、“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等等，是为了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开放包容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包括“一带一路”，我们也欢迎美国等任何国家参与。所以，跟美国针对第三方的多边主义1.0版不一样，我们践行的是新型的多边主义。

像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这些都是人类的公敌，以后类似问题也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在融合2.0版的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有能力进而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完全沿袭美苏冷战时期，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传统安全观之上。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新的多边主义和新型国际秩序。

要争取国际话语权，但不要把自己看成世界

中国当前正处在第三次开放中，如何从规则上争取话语权？要知道，现在互联网大公司集中在中美两国，欧洲没有一家好的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欧美都有自己的互联网规则，而我们中国的互联网规则只适用于我们内部，走不出去。这是因为欧洲善于把市场转化成规则；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互相开放，所有的量整合成一个规则；而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互联网公司就像一个个土豆，互不关联。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改革一下就可以把巨大的量转化为规则制定权。

要建立中国原创的社会科学体系

在中外民众意识形态鸿沟巨大的现状下，如何树立中国的国际观和国际形象？中国的实践故事本身就很好，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众多数据，随便拿一个出来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奇迹，这是基本事实。问题是，我们要怎样根据这些基本事实来解读共产党、解读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