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第三次开放需要规则制定权

12月5至6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澳中友好交流协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世界领袖联盟联合举办的“2021从都国际论坛”在广州举办。此次论坛聚焦“多边主义2.0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合作”这一国际主题,通过深入的研讨,对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合作等达成了广泛共识,最终一致审议并发布了成果文件《从都宣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教授受邀出席论坛,并就全球防疫、国际规则制定等话题接受了采访。本文内容整理自该采访。



西方民主危机源自其内部


近来,奥密克戎(Omicron)引发了新一波的新冠感染潮,欧美多个国家纷纷切断了与几个南部非洲国家的往来。我认为,欧美这种做法,既解决不了问题,也是自欺欺人的行为。新冠病毒,不管是哪一种变种,我都把它称为“public bads”——“public goods”是好的国际公共品,那新冠病毒就是坏的公共品。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互相结合在一起,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船上发生事情,你从一个角跑到另一个角,最后还是跑不掉的,自己最终也会成为受害者。除非永远地断裂开来,但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大部分非洲国家曾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非洲好的时候去剥削,出了事情就跑掉,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


西方国家本身内部治理做得不好,就是因为所谓的民主化。西方早期的治理相对有效,因为那时他们的政府比较强大;现在在新自由主义的干预下,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且政府干预社会生活也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欧美政府实际上只能袖手旁观。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什么政体,统治阶层和精英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当统治阶层和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希望了。西方现在为什么堕落?就是因为统治阶层和精英堕落了。他们自己管理不好社会,对民众没法负责,就想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比如所谓的“民主峰会”。西方民主的危机明明来自于内部,民主质量的恶化跟中俄没有关系,但他们偏要推给中俄。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外化,最终仍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反倒让问题更加恶化。


西方国家对于本国的疫情很难做出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但这次对于南部非洲国家的断航却非常快速且决绝。至于是否是地域歧视,西方一直在说地缘政治是他们提出来的,而所谓的地缘政治,说难听点就是地域歧视——对自己来说重要的地区,就非常重视;不重要的地域,发生什么都不管。这其实也反映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种族偏见,只不过现在因为政治正确,这种话不能明说,实际上他们还是在进行的。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近来在电视讲话中提到,疫苗不平等不仅使那些没有获得疫苗的国家付出代价,也威胁到全球抗疫努力。而妨碍疫苗公平分配的主要障碍是大国的责任问题。治理“国际公共的恶”(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大国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相关生产要素几乎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小国家是没有能力、知识和技术的,只能坐着等死。


但恰恰在大国责任这个问题上,大国又表现得那么自私,除了中国——习主席刚刚又答应,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当下的疫苗生产能力实际上可以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只是有些大国过于自私,或受既得利益者的垄断影响,于是小国家就发生了这种非常悲惨的情况。


中国的2.0版是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


面对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 我认为不要希望美国不打压我们,不要幻想西方会对中国友善起来并主动来理解中国。遏制、打压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西方本身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就像“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的逻辑,我们说“你这个是错的,不要强加给我们”,但他们仍会强加。当然,别人指手画脚你也不要怕,我们要有信心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就像中非关系好不好,不是欧美说了算,而是中国跟非洲两边说了算的。


当然,不是所有西方人对中国都是恶意的。我们要分清楚,西方对中国有恶意的主要还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反华反共的人,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会认同中国老百姓的。对于西方善意的批评,我们还是要接受的。


目前我们不仅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经济复苏也正面临非传统挑战。我觉得论坛的主题提得很好——“多边主义2.0版”。近几年我们就多边主义问题与西方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西方的多边主义是针对中国、俄罗斯等第三方的,美国的盟友被我们称为“团团伙伙”。而我们的2.0版本有三个特点:一是多边的;二是针对问题(issue),像上合、金砖国家、“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等等,是为了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开放包容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包括“一带一路”,我们也欢迎美国等任何国家参与。所以,跟美国针对第三方的多边主义1.0版不一样,我们践行的是新型的多边主义。


像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这些都是人类的公敌,以后类似问题也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在融合2.0版的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有能力进而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完全沿袭美苏冷战时期,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传统安全观之上。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新的多边主义和新型国际秩序。


要争取国际话语权,但不要把自己看成世界


中国当前正处在第三次开放中,如何从规则上争取话语权?要知道,现在互联网大公司集中在中美两国,欧洲没有一家好的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欧美都有自己的互联网规则,而我们中国的互联网规则只适用于我们内部,走不出去。这是因为欧洲善于把市场转化成规则;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互相开放,所有的量整合成一个规则;而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互联网公司就像一个个土豆,互不关联。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改革一下就可以把巨大的量转化为规则制定权。


当然,规则是要通行的,而通行就是要适合各个国家。正所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我们现在制定国际规则,就跟西方不一样,他们以前就是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我们是“有事情大家商量着办”。


此外,人才非常重要。目前我们既要培养自己的懂国际事务的人才,也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养国际人才,这是中国责任的一部分。虽然中国各个校园已有不少外国留学生,但量还是太少。


对于外宣格局的问题,我认为一定要避免“我就是世界”的感觉。美国现在出了很多问题,美国很多国会议员连护照都没有,就是因为他们把美国看成是世界。我们要争取国际话语权,但绝对不要把自己看成世界;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虚心地去了解世界。


另外,论通信的手段技术,中国的媒体不比BBC、CNN等国外媒体差,但在话语权上为什么落后?背后的原因是知识体系。我一直在强调媒体要有力量,背后一定要有知识体系。没有知识体系的支撑,媒体就只有一套技术表达方式了。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建立了知识体系后,一直在推广西方的价值观;我们如果真的要解读中国,树立中国的国际观和国际形象的话,我们也要有一点西方以前的传教士精神,要不怕苦,要做得细,要真正地从人心出发。

也因此,当西方用意识形态妖魔化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要互相妖魔化;我们要回归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踏踏实实地摆事实讲道理。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西方少数人恨不得我们整天对骂,这正中他们下怀。


要建立中国原创的社会科学体系


在中外民众意识形态鸿沟巨大的现状下,如何树立中国的国际观和国际形象?中国的实践故事本身就很好,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众多数据,随便拿一个出来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奇迹,这是基本事实。问题是,我们要怎样根据这些基本事实来解读共产党、解读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老实说,我们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院、人数是最多的,但是有多少原创性的东西?从毛泽东这一代到习近平的新时代,我们强调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但要讲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可行,首先要讲清我们如何切实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我们大量的研究。作为学者,我觉得不要总是重复总书记讲过的话,而是要把他提到的原则、方向再细化,这需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讲清楚。

像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就是美国建国时的那些领袖的思想合集,我们可以去看看美国学界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来研究。我们现在的一些工作还是太简单了。很遗憾,很多把毛泽东思想解读好的著作还是西方人写的,再比如研究邓小平理论,我们不能忽视傅高义的书。

所以我觉得近代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是需要反思,老是用人家的概念理论,没有原创性的东西。如果你是应用型的,人家就不在乎——西方人一看,这是我的理论、我的方法,你只是做了案例研究,他就不感兴趣了。可以说,原创就是力量。如果中国建立不起自己的社会科学的话,就难有说服力。


所以我一直在讲,读懂中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核心问题就是要建立起一套基于中国实践、基于中国经验、能解释中国现象的知识体系。



中国.深圳市特区经济杂志社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路55号经理大厦7楼 711

电话:0755-83590891 传真:0755-83590891 E-mail:editor@szeconom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