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解释规则的改善

一、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解释规则的不足

聚焦于澳门第280/2005号案和28/2006号案，澳门特区中级法院与终审法院的争议是关于“行政法规”的解释，为何会存在这种差异，澳门特区中级法院在审判该案时，在搜寻澳门基本法规范依据过程中，推理认定立法权只属于澳门立法会，“行政法规”必须要有立法会立法依据，规范的制定必须在已确立或归属于法律体系的法律的范围内和框架下行使，且具有实质意义。可以说澳门特区中级法院进行体系解释并在体系解释框架内又使用了文义解释来论证“行政法规”。澳门特区终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在澳门基本法法律体系框架内，主要参考国家有关的法律规定和宪法规定的立法制度，在宪法语境下进行判断。通过比较审理该案件的两级法院的法律解释方法，可以知晓两者都运用了体系解释方法，却援引不同的澳门基本法规范进行论证，最终导致了大相径庭的裁判结果。当然，亦有法律思维的影响，在该案件中，澳门特区中级法院认为“行政法规”应根据《澳门组织章程》进行法律逻辑推理，澳门特区终审法院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进行逻辑推理。前者在原先的法律思维体系认知下，认为“行政法规”等同于“行政规章”。后者在参考国家宪法制度背景，在新立的法律思维体系下，认为“行政法规”是澳门立法制度中一项新型的法律规范。

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解释规则存在的不足之处共有三点：其一，法律解释方法单一；其二，两级法院解释方法不统一；其三，缺乏对社会关系积极回应。前两点，相信澳门特区法院能够进行不断改善，缓解法院之间适用澳门基本法的争议。然而，对于第三点，重要的是增强裁判的认可度，促使澳门民众更加积极的遵守澳门基本法。

二、后果主义论证与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解释规则契合

缺乏对社会关系积极回应是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解释规则存在的不足之处，通过后果主义论证的法律解释方法，能积极回应社会关系，使司法裁判更为合理，更有说服力。后果主义论证的解释方法兴于英美法系，英国教授尼尔·麦考密克认为后果主义，即判决的作出“通常取决于”对后果的考虑。后果主义是针对判决的某种法律解释方法的利弊进行考察的法律理念，继而确保法律解释的合理性，形成公正的判决。后果主义论证有一 定的特殊性，然而，其本质依旧是法律推理方法。在“电梯内劝阻吸烟案”中，二审法官运用后果主义论证的思维，考量“社会公共利益”因素，即便被上诉人未提出上诉，合理拓展二审审理范围，并判决被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在判决说理中着重强调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使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彼此融贯。后果主义论证与传统法律解释方法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首先，必须承认后果主义论证与目的解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目的解释与后果论证的推理结构是相同的；其次，“后果”与“客观目的”有相当的联系，前者内设于后者的论证之中。不同之处在于“客观目的”源于法律规范、判例等实证资料，“后果”是“社会后果”，是纯粹的法外规范性判断。相对的，法律权威数据和法外参考数据的标准是嬗变的。可以说，后果论证能够作为客观目的论证的组成部分，不完全独立于传统的法律推理方法。通过观察后果主义论证与目的解释的关系，后果主义论证亦是属于法律推理的范畴。澳门特区法院擅长适用的体系解释就是保障法律解释的连贯性与融贯性，连贯性要求社会秩序，后果主义论证对连贯性的要求是评价的社会后果与现行法律体系规范之间必须不存在矛盾之处。融贯性要求法律条文 之间相互支持，后果主义论证不是追求“后果价值的优先”，后果主义论证务必保证价值之间的相互支持，即后果追求的价值与法律规范价值之间互相支持，可见，后果主义论证可以确保连贯性与融贯性。但要完全确保需要做到三点：第一，后果的评价与法律依据存在较强或较弱的联系；第二，后果的考察取决于案件事实；第三，审判者必须考虑社会一般性的观念。毕竟，特定判决的后果应当与相关法律原则的目的协调一致。

三、后果主义论证在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应用

鉴于澳门特区法院对于权利争议和权力争议的解决方法，都是从澳门基本法和澳门本地普通法律寻找法律依据，当澳门基本法和澳门本地普通法律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以第25/2011号案为例，因为澳门基本法并没有明文限定行使示威权的人数，澳门本地普通法律就不能违背澳门基本法作出限制，所以，关于澳门本地普通法律的解释应优先与澳门基本法解释一致。澳门特区法院通过体系解释的优势，实现“示威权”法律解释的连贯性与融贯性，由此可见，澳门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还是注重对澳门基本法的理解与适用，以澳门基本法的立法精神作为司法审判的指导精神。

根据目前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的解释规则，主要是擅长运用体系解释来解决澳门基本法与澳门本地普通法律的矛盾之处。然而，第28/2006号判决书与280/2005号判决书为何截然不同，是因为二者的论证目的不同，继而导致选择适用不同的基本法条文，最终导致迥异不同的裁判结果。这也同样是法律思 维推理的局限性，上文提到，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过程中产生的争议，主要来源于两类：其一，是法院之间的适用争议；其二，是法院与社会之间的适用争议。可以说，在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解释规则中，有两个层面争议需要解决：一是内部层面，在法院体系内，两级法院之间关于权利与权力的适用争议；二是外部层面，社会民众与法人组织通过援引澳门基本法主张权利或认为澳门特区政府长官无权做出行政行为。关于这两个层面的争议，通过多元化的法律解释与兼顾合宪思维，或许能有效解决争议的问题，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即便两级法院之间的争议消除了，还需要关注澳门特区法院与社会之间的争议，如土地资源对于澳门特区政府的重要性，必然要将妥善管理及合理利用土地的公共利益视为较高的公共利益。

所有的法律解释方法的最终目的，包括后果主义论证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法之正义，即“各得其所”，后果主义论证不应局限于适用疑难案件的审理，还应关注社会关系矛盾较多的案件，正如本文提及的土地临时性租赁批给合同方面的争议。后果主义论证其本质是跳脱于法律框架，却与法律保持联系，力求实现法理与情理兼得。鉴于土地临时性租赁批给合同方面的争议，实质是澳门特区土地资源配置的社会问题，才会引起种种诉讼争议，关于这类案件的审理，传统的法律解释方式只求法律整体之间的连贯，而后果主义论证就是力求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连贯与融贯，追求法律裁判与社会效果的良性统合。

因此，后果主义论证在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应用必须要做到三点：第一，关注审理法律案件的社会关系是否需要积极回应；第二，追求的社会后果应当符合澳门特区的实际情况与法律传统；第三，澳门基本法的立法精神不得违背。

四、结语

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解释规则考虑纳入后果主义论证，会使自身发展更具有活力。国内司法适用中也都愈发重视后果主 义的积极意义，澳门基本法作为澳门法律的基础规范，选择适用后果主义论证，有利于两地之间司法方面学术或实践的交流，利于澳门基本法有效保障澳门社会的稳定和澳门居民的福祉，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解释规则不仅要多元化，还要选择适用后果主义论证，司法判决方会更符合正义与人心。

作者简介：何佳琦（1996-），男，汉族，江苏泰兴人，澳门科技大学20级法学理论博士生。研究方向：法理学与法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