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化刘晓天：深圳市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的评估与对策

一、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发展现状评估

生态环境质量的测度过程

当前，研究和评价生态环境质量的主流方法为指标构造法。一是构造基于系统论的生态环境质量测度指标体系（表1），注重考虑其他系统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二是构造基于生态安全的生态环境质量测度指标体系（表2），注重从生态安全角度考量生态环境质量。三是构造基于污染与治理的生态环境质量测度指标体系（表3），注重从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正反两面对生态环境质量作出综合评价。

考察的指标数据来源于政府及职能部门网站，分别依据上述三种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生态环境质量并等权重赋值各层向量，对三级指标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最终利用各层权重计算加总得到生态环境质量的得分，对应赋予优、良、中、差、极差五个等级的评价（表4）。定义“优、良”为生态环境高质量区间，“中”为生态环境从低质量迈向高质量的过渡阶段，“差、极差”为生态环境低质量区间。

表1 基于系统论的生态环境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表2 基于生态安全的生态环境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表3 基于污染与治理的生态环境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表4 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等级及对应得分取值区间范围

2.生态环境质量的测度结果分析

依据上述测度，总的评估结论为：深圳的生态环境质量逐步从“低质量”转型为“高质量”，且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明显，当前处于高质量发展的“良”阶段（见表5、图1）。

表5 深圳生态环境质量发展的评估值

注：数据值由作者计算得到

图1 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走势

第一，整体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值呈波动上升走势。2012—2022年间，L1、L2、L3的评价值均为波动上升走势，反映不论使用何种评价方法，深圳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得到了改善已成为共识和定论。

第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显。近十多年来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显示为“中”，2012—2022年，L1、L2、L3的历年均值分别为0.501、0.459、0.531，都处在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评价值的“中”区间范围内。最近五年来生态环境质量逐步从“中”转向“良”，2018—2022年，L1的评价值均处在“良”区间范围内，L2的评价值刚开始从“中”区间转为“良”区间，L3的值几乎都处在“中”区间。近两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大体稳定在“良”，2021—2022年，L0的评价值转向为“良—中—良”。

第三，如图1所示，L1和L2的上升走势较为迅猛，显示了生态环境安全系数较大、政策得力、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度较好。L3的上升态势相对缓慢，说明污染排放仍是制约生态环境向好的主要矛盾，仍需加强治理力度。

第四，L0是三种衡量方法的均值，拟合生态环境质量的可信度更高。L0走势预示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优化，未来3~5年的高质量生态环境极有可能从“良”跃迁至“优”区间。

第五，在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战略后，2018年L0的值为0.617，显示出生态高质量发展取得成效；但由于受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等非预期性因素影响，2019年、2020年L0值跌破生态高质量阈值；经过调整，2021年、2022年L0值重新回归到生态高质量发展阶段。说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率先在生态领域实现。

二、城市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

1.污染排放的总量和增速仍需控制

一方面，污染排放的总量仍在增长。工业废固排放量在低位缓慢上升，由2012年的152.82万吨上升至2022年的约174.22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在较高位迅速上升，由2012年的2136.96亿立方米上升为2022年的约3094.04亿立方米；城市废水总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在较高位缓慢爬升，由2012年的712.6万吨升为2022年的约1075.7万吨。另一方面，污染排放的增速尚未完全遏制。工业废固排放量增速从2013年的-18.96%上升至2021的28.39%；工业废气排放量增速从2013年的2.09%升至2021年的24.6%。但城市总废水量增速已缓慢下降，由2013年的4.28%下降至2021年的3.4%。

2.资源短缺与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仍需解决

一方面，资源短缺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深圳国土面积约为北京的11.85%、上海的31.40%，成为制约深圳发展的短板。二是近年来深圳的电力消耗约占北京的28.86%、上海的51.97%，天然气消耗约占北京的12.2%、上海的21.83%。三是深圳淡水资源总量和人均量相对不足。北京、上海、深圳的这两项指标分别为80亿立方米和37.1立方米、20亿立方米和8.3立方米、10亿立方米和7.2立方米。另一方面，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深圳建筑低效表现为建筑用地占用率和建筑能耗偏高。北京、上海、深圳的建筑用地占用率分别为40%、60%、70%，建筑能耗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分别为45.94%、45.87%、54.82%。二是深圳居民生活用电过多。北京、上海、深圳的居民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分别为17.37%、18.11%、19.98%。三是深圳碳排放强度和水耗强度偏高。北京、上海、深圳的碳排放强度分别为2.57吨二氧化碳/万元GDP、1.60吨二氧化碳/万元GDP、3.72吨二氧化碳/万元GDP，水耗强度分别为1.77立方米/万元、0.242立方米/万元、2.6立方米/万元。

3.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建设仍需加强

一方面，深圳绿地绿植占用过低。近三年北京、上海、深圳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均值分别为51.5%、43.67%、43.03%，建成区绿地率均值分别为43.05%、43.53%、37.58%，公园面积均值分别为8533.5公顷、8645.5公顷、6953.5公顷，公园绿地面积均值分别为7051公顷、5835公顷、5762.5公顷。另一方面，深圳植物种类、管维植物种类、鸟类种类有待优化。上海分别约为6000种、2792种、1093种，而深圳分别约为4500种、2083种、1000种。

三、促进城市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1.严格控制污染排放总量和增速

一是实行污染排放控制制度。设定城市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增速，并纳入政府年度绩效考核指标，重点关注工业“三废”、城市生活污水、大气PM2.5浓度等排放指标。强化安监、消防、环保等部门联合执法责任，利用常态化环境巡视巡察制度，发现、整顿污染型企业、小区。利用“一企一策”“一小区一策”，全面摸排企业和小区的各项污染排放情况，制定排放上限，定期通报公示和奖优罚劣。让更多公共环境技术设施覆盖小区和企业，加强企业、小区及污染源头的环境监测力度，辅助科学决策。二是利用排污权和环境税制度，提高污染排放的成本。进一步扩大和完善碳排放权及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机制驱使产业企业减污降碳。利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和税收中性原则，减降非必要税种和增设环境税，提高企业环境违法成本，同时将环境税专项用于环境保护、环境设施建设等。三是支持和鼓励企业技改、转型升级和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源头污染排放。利用技改资金支持产业企业绿色化、数字化、无人机化转型升级发展。打造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样板，将相关经验复制推广应用至类似企业。对传统企业主动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行为，提供银行金融信贷支持。四是利用政策宣教引导社会减少污染排放。利用融媒体、市民大讲堂、教育培训等平台及渠道，推广环保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倡导减少化石能源利用及碳排放，加强开发利用风电、核能、光电等“绿电”，加强装配式建筑及绿色建筑发展，节省碳汇。支持环保产业发展，普及新能源汽车，倡导绿色生产、生活及出行方式。

2.发挥技术和管理的双重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一是提高水资源利用及效率。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研发推广先进的水资源利用技术。学习国外海绵城市建设和雨洪收集管理经验，采用现代化的水资源管理技术设备和方案，提高水土涵养能力和水资源的回收利用率。加大水资源的开发力度，加强东江、阮江、湘江等水网建设，多渠道补充水源。鼓励居民采用节水器具和减少日常用水的量。利用数字化手段加强水资源管理监管，善用阶梯水价，减少损耗和浪费。二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及效率。重视土地利用和环境保护，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规划等“多规合一”付诸实践，严守生态红线。合理控制城市用地面积，同时扩大建筑容积率、增加楼层高度、利用地下空间、开发低空空域资源等，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替代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安排用地功能，减少土地浪费。推进土地整备和土地指标省内流转，集约利用土地。加强土地污染整治，提升土壤品质。三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节能型产品和技术，例如LED照明、高效空调、节能电器、电气化燃具灶等。鼓励住宅和商业建筑使用高效隔热材料和保温材料，减少能量的损失。推广新型能源及技术应用，如氢能、燃料电池、充电桩、数字能源等。加强能源管理，对节能标准进行监管和评估，制定更加严格的能效标准。加强政策支持，对节能环保企业和个人给予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加强对居民节能和利用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四是促进资源与产业协同发展。让更多资源配置在生产领域，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利用先进工艺降低碳排放强度、水耗强度、能耗强度、物耗强度等，促进资源与产业协同高效发展。

3.加固自然生态系统和优化生物多样性结构

一是加大城市绿地绿植覆盖率。持续扩大公园面积、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地率等，促进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公园内的管理和维护，让市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大自然。二是保护野生动植物及生物多样性。建立野生动物救护站、禁止盗猎捕杀、加强种植园区管护、建立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和扩大深圳的生物多样性。避免外来物种入侵前提下，引育更多植物及管维植物、鸟类等动植物安家深圳。三是加大生态保护区建设力度。加大对深圳湾、大鹏半岛、盐田山、梧桐山、西冲海滩等自然生态保护区的强保护力度，完善保护机制和制度，发挥林长制、河长制、碳长制等制度优势。四是实施生态修复计划。对生态环境弱化，生态功能退化和退化严重等地区进行生态修复计划，尽快恢复生态环境健康稳定。例如，沿海相对脆弱的红树林生态系统需加强修复和养护，提升红树林面积和品质。五是巩固和加强城市水体治理。持续加强对深圳湾、深圳河、茅洲河、观澜河、各区水库等水体的治理，健全水质及污染排放标准，促进水质从“良”变“优”。

作者简介：

张雄化，博士、博士后、副研究员，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教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资源与环境。

刘晓天，中央民族大学历史与博物馆学硕士，拍卖师，现就职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部。研究方向：陶玉器展览、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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